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

薛宝钗浑身理学气，在她的言谈中诗词只是“玩物”，而“玩物’’是要“丧志”的。强调“做诗”不只不是女儿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她所说的“书”，显然是指儒家的经典和时文，主要是后者。只有它，才是进身仕途的“敲门砖”。这与当时的老生宿儒是一个口吻。照章学诚的《答沈枫墀论学书》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几年的时候，八股风气炽盛，宿儒们竟至将通经服古看成“杂学”，将诗和古文辞称做“杂作”，谓士子不会作时文八股便不能算“通”。宝钗虽则对当时腐败的官场也有一定的不满，反映为深以不见“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之士为憾，并不无感叹地说：男人们“读了书倒更坏了”。然而却认为：“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说得“不偏不倚”，似乎公平有理，可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这是书误了他”，是说“读书不明理，……不如不读书的好”。所谓“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是说“书”本身是好的，人不好，歪曲了“书”的意旨。可见，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强调“理’’的正确性。这个“理”，实即指“天理”，亦即三纲五常。这种观点，正与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相吻合。黛玉读《西厢记》，“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心内还默默记诵”；从来没有劝宝玉“留意于孔盂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宝玉说《西厢记》“真是好文章”；后来“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而联系到他对“大丈夫死名死节”的非议，又可以看出他对“四书”实际上也是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两相对比，一个全盘肯定封建主义文化，积极排斥传统文化中带有民主性的词曲；一个却能动地继承以往文化中的民主性传统，对封建主义文化予以大胆地否定或怀疑，就显得特别明显。

薛宝钗不爱花儿粉儿，衣着与日用异乎寻常的朴素和节俭，举止娴雅，端庄大方，“闲来只以针黹为事”，也确是一种“淑女”风度。

如此说来，薛宝钗当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透过她温文尔雅的外表，我们又看到了一颗跃跃欲试的、封建利己主义的野心。她的思想很复杂，不是封建礼教的虔诚信徒，不是封建淑女的典型。何以见得？这就要深人人物的内心世界看问题了。

温柔敦厚是薛宝钗性格的外露特征；市侩主义是薛宝钗性格的内在特质。二者血肉相联，苟有取舍，决非薛宝钗性格。

总凡一切封建礼教，薛宝钗都积极地宣扬，然而她自己却并不完全信从。她的言行并不统一。她要的是别人绝对的遵守；而她．自己，对她有利，则把它作为行动的规范，对她无利，则阳奉阴违。

她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却处处以才学耀人，并想似此博取宝玉的钦佩与欢心。这在书中不胜枚举。贾母为她做生日，让她点戏。她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见宝玉不感兴趣，以为此戏很热闹，便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 ［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接着，还洋洋自得地背了一遍，使“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她反对香菱学诗，也反对湘云与香菱论诗；可她自己却不仅工于诗，历次涛社都要一显自己的才华，还精于画论，借惜春绘画事侃侃而谈以炫耀自己学识的渊博。她不只一本正经地教训黛玉，叫黛玉不要看那些“杂书”以免“移了性情”，还矢口咬定宝琴的《蒲东寺怀古》与《梅花观怀古》“无考”，说什么“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实际上呢，她自己是倒背《西厢记》和《牡丹亭》如流水。让咱们看一看她的自画招供吧：“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怕看正经书”，背着人偷看“杂书”：这难道是封建淑女的行径？

那么，能否说这仅仅是她年幼时的行径，由于“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遂使她成长为一个封建淑女呢？那就应该再看其他的事实。

她满口“三从四德”，却暗中追求宝玉；她见识过人，观察敏锐，深知宝黛只有暗自爱恋的自由，而无婚姻的自主；深知宝黛之间的感情就像“油里调蜜”，要是露声干预，必然会招来宝玉对自己最大的厌恶，因此，暗中窥探，佯装不知，随事态发展而看眼色行事，千方百计地讨好宝玉婚姻的主宰──贾母的欢心。她对宝玉，好像是相当的疏远，实质上这是求近之远。若即若离，若亲若疏，就是她向宝玉表露自己感情的最好方式。她对黛玉，则尽量避免公开的、正面的冲突，因为黛玉毕竟是老太太面上的人。但是，出自喷泉的总只能是水，而不能是血。只因为宝钗的思想深处渗透了封建社会的毒汁，而黛玉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无论是在婚事上，还是思想上，彼此均处于对立的状态，所以宝钗的言行，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不论是好心，还是恶意，其结果总是对黛玉不利。“水亭拍蝶”不必说，就拿给黛玉送燕窝来说吧，贾母知道后断不会让自己的外甥女去吃客居于府的亲戚家的燕窝，别无善策，只好供应，可当时贾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卯年银子寅年用，所以不谈别的，单从经济上来说，娶一个每天需吃一两上等燕窝的孙子媳妇，恐怕也实在是力不从心。然而，宝钗却以此猎取了黛玉的信任。一位旧红学家曾经指出：“宝钗其奸雄之毒者乎！其于颦卿，则教之怜之，推情格外，以固结之。诚知与贾母之亲则不若黛玉，与宝玉之密又不若黛玉，惟故作雍容和厚之度，以邀时誉，而后谋成志遂，使颦卿死而不恨。吁可畏哉！”我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因为是旧红学家的论断而弃之如敝履。尽管说宝钗是“奸雄之毒者”，仿佛“金玉良缘”之说渲为现实全然是她个人的“谋成志遂”，言之太过，我并不赞成。重要的是：一个少女在暗中追求一个男子，又怎么能说她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奉者？

“淑女”论者认为宝钗并没有“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争夺宝玉”。她对宝玉只有爱悦之意而无追求之心。因为“按照她所信奉的封建道德，她不但不能自己选择男子，而且也决不容许像林黛玉那样曲折地痛苦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我们只能说薛宝钗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给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并且诚恳地以她的言行来符合它们的要求和标准的人，因而她好像是自然地做到了‘四德’具备”。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并且它直接涉及薛宝钗的性格：是封建淑女的典型呢，还是其它？故而有详谈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