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

批判中寄于一定的同情，赞赏中给予一定的贬谪，又爱她，又恨她，但基本上是恨而不是爱，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基本态度。

这种态度，就其内核来说，不仅反映了作者对本阶级的无比憎恶，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不只不能与本阶级划清思想界限，而且在感情上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薛宝钗的美貌才华的过多赞美和欣赏，正是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直”写薛宝钗的长处，“曲”写薛宝钗的短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让形象自身来说话，这就是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所用的主要笔法：皮里阳秋。这在写作上，应该说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由于形象本身、由于作者的主观态度、由于表现手法上的复杂性；由于作者自身还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不能对薛宝钗作彻底的批判，反存在着某种惋惜的心理；也由于不少读者各执一隅之见，欲拟万端之变，不能披文以人情，沿波而讨源，因此历来就有拥薛与反薛之争。最典型的是：清人邹搜尊林抑薛，其挚友许伯谦尊薛抑林，二人“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现在公然尊薛抑林的人虽则少了，或没有了，但对薛宝钗的看法仍很分歧。归纳起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薛宝钗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是封建道德的虔诚信徒；一派则认为薛宝钗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淑女，而是一个典型的女市侩。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它的合理成分，也都有点偏颇。为了便于阐述我个人的浅见，我大胆地杜撰了一个名词：薛宝钗性格。

那么，什么是“薛宝钗性格”呢？简言之：貌似温柔，内实虚伪；看来敦厚，实很奸险；随时而不安分。或者说：封建淑女其表，市侩主义其里。

温柔敦厚是薛宝钗性格的外露特征。总凡一切封建礼教，她都拥护，并且时刻不忘用以影响周围的人。

地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就必须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青年一代，培养符合本阶级利益需要的知识分子，吸引他们关心并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与此相应的，就是以“停机德”作为女子的美德，宣扬“夫贵妻荣”思想。地主阶级用以牢笼士子，统制文化，禁锢思想，腐蚀人心的办法又是多种多样的，而八股制艺制度则是明清反动统治者所用的主要办法。薛宝钗热中于功名富贵，把自己的希望与年青人的出路完全寄托于封建统治阶级，强调“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以“仕途经济”规箴贾宝玉，要他攻读时文，“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要“在内帏厮混”，应该“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见宝玉不听，就冷冷地旁敲侧击，说他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这足以说明她对封建政治是由衷地拥护与支持的。

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规范。如不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就意味着对封建秩序的破坏。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要求女子绝对处于男性的附庸地位，承认夫权的压迫是天经地义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甘于卑，立于弱。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在两性关系上的集中反映。薛宝钗四处宣扬这种奴隶哲学。她对黛玉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种。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样才华的名誉”；“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还反对湘云与香菱谈诗，说：“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平素她也“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听其言，观其人前行止，似堪当封建淑女的楷范。

照《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历来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之分”。严到什么程度呢？冥飞等《古今小说评林》引《阅微草堂笔记》说：“尹文端继善之母张氏妾也，乾隆帝封为一品夫人，文端之父操杖大诟其子，张夫人跪求乃免。”“盖妾本以婢蓄，身分自低”。这种“最严主仆之分”，就是要奴隶们五条件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把他们加在自己身上的重重压迫和剥削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它是封建统治赖以巩固的重要条件。宝玉对茗烟，黛玉对紫鹃，可以说是亲密无间，没有多大的主奴界限。这对封建等级制度实在是个严重的叛逆。宝钗则不然，主奴观念在她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她认为主子的需要就是奴隶的志愿，逆来顺受就是奴隶应有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奴隶不应有什么独立的意志、人格；否则，便有负于主子的恩典。贾琏与王熙风吵架，“两口子不好对打，都拿着平儿煞性子。”“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宝钗竟这样劝平儿：“你是个明白人，素日凤丫头何等待你，今儿不过他多吃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你只管这会子委曲，素日你的好处岂不都是假的了？”这与贾母是一个腔调。贾母叫琥珀：“你出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儿我叫凤姐儿替赔不是。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许他胡闹。”这与宝玉的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不觉凄然泪下。”一是为地主阶级作辩护，积极地维护等级制度；一是为弱小者鸣不平，愤怒地诅咒等级制度。对比之下，就更明显了。

薛宝钗的处世哲学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实质上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明哲保身哲学的变形。反映在待人接物上，用脂批的话来说，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与人“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这种哲学的客观影响和主观作用，不只磨损了年轻一代的棱角，而且模糊了他们前进的方向，要人们随遇而安。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拉拢人、分化异己、维护现存秩序，从而巩固自己统治的得力工具。薛宝钗从“不妄言轻动”，即使在颇为尴尬的场合，也能容忍自如。有次贾宝玉对她下逐客令，叫她还是去陪贾母抹抹骨牌，她也只是笑笑：“‘我是为抹骨牌才来吗？’说着，便走了。”她待人无所厚薄，送礼也送赵姨娘一分，使赵姨娘受宠若惊，称谢不已。心想：“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生只称赞过两个人，一是马道婆，一个就是她薛宝钗。赵姨娘对她的赞美，就是作者对她处世哲学的讽刺。然而却正因为她具有这种“涵养”，她生活在尔虞我诈的贾府，才能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