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

薛宝钗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发展，又有它深远的社会根源。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着封建统治者对金钱、权势的追求，促使了封建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日趋市侩化──大地主、大官僚与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贷者）日趋三位一体了。这种三位一体的例证，在史籍中真是举不胜举。例如，王先谦《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薛福成《庸庵笔记》载：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琛被抄家时，查出商业总投资白银七千零二十万两，计开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古玩铺十三座；田产七千余顷，价值白银八百万两。和琛在商业方面的投资约等于在土地方面投资的九倍，这具体表明，封建社会商业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地主官僚市侩化的深度。这种三位一体的情况，在《红楼梦》里也有深刻的反映。就拿贾薛二府来说吧。贾府本是个典型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待到了“玉”字辈，它的管家奶奶王熙风却大放其高利贷，仅提前支放月钱一项银子就能“翻出几百”。这说明封建市侩主义思想是如何严重地侵蚀着这个世袭的封建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家庭的肌理。薛府就更甚，它的祖上曾官居“紫薇舍人”，宝钗的祖父还是个以“书香继世”的藏书家，可一到其父亲的手里却变为“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并且开了不少当铺，成了典型的封建官僚商业资本的代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特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金钱虽则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成为人们生活中唯一的上帝，然而它却能通神，甚至使向来受人尊崇与令人膜拜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灵光黯然失色，把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戳得百孔千疮。有钱可以买官，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贾府与王府在家世利益上虽则是同舟共济，而贾琏与凤姐夫妇在金钱问题上却是同床异梦，心里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孙绍祖的门楣远远没有贾府高贵，其所以敢于凌辱侯门千金，就因为身袭一等将军的贾赦用了他五千两银子。在这种形势下，内囊空虚，对贾府来说，确实是个大威胁；特别是在元春“晋封为风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之后，又“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这是一面。另一面，为了巩固与扩大既得利益与提高社会地位，统治者内部不惜同室操戈，这就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里，富而不贵的薛府，就特别需要权势了。“富”而不“贵”，“富’必难保，“贵”成了薛府的主要奋斗目标，特别是在薛蟠打死人之后。薛府自动地送女人选，道理也就在此。然而，薛府毕竟只有一女，硬送她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究属于心不忍，贾府世袭国公门楣，乃勋臣、国戚，贵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宝玉又是国公嫡孙，府中“凤凰”，继业可指，模样又好，如能将宝钗嫁给他，那冀再好也没有──这就是薛姨妈携子女一进贾府我们只听到“金玉良缘”，再也没有听到“待选”二字的真实原因。“金钱”是巩固“权势”的后盾，而“权势”是捍卫“金钱”的前矛，薛贾二府均欲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结成反动的神圣同盟以共延残喘，这就是薛宝钗必然会做宝二奶奶的社会原因，也是薛宝钗性格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里，能“治国”的不是道学先生贾政，而是擅纂礼仪的贾雨村。贾政的清廉与勤于王事只能引起粮道衙门的大小官吏与衙役的集体“罢工”，而贾雨村的贪酷与徇情枉法却能扶摇直上官升副宰相。能“治家”的不是贤苑淑女李纨，不是封建正统人物王夫人，而是两面三刀、身犯“十出”之条的凤辣子。这当然是个历史的讽刺。它形象地告诉我们：此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着封建统治者对金钱和权势的追求，促使着大地主、大官僚与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贷者日渐三位一体化，加速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过程，地主阶级的正统派在名分上虽则仍然受到本阶级的推崇与尊敬，仍然充当着本阶级的精神领袖，而当他们行动起来的时候指挥棒却失去了灵验，成了既不能“治”地主阶级之“国”又不能“齐”封建贵族之“家”的政治僵尸。可这种时局，它对于薛宝钗来说，却是股“送我上青云”的“好风”。其所以然？就在于她是大地主、大官僚、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贷者之三位一体化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适应着这种时局的需要。

薛宝钗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发展，还与一定的政治气候结有不解之缘。

封建统治阶级是残酷的，但并不希望它的拥护者都像贾雨村和王熙风之流那样尽是些面目狰狞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虽然能够暂时应付环境，满足本阶级一时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在死命地自挖封建统治的墙脚，活动的结果只能是急剧地加深统治机构的裂痕。它很需要一些比较能够“克己”的笑面虎来为自己服务，以便笼络人心缓和阶级矛盾，弥缝统治机构上的裂痕，从而巩固它的统治。为了从精神上解除人民的武装，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当时的封建最高统治者曾实施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这已为史家所公认的事实。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上的怀柔，必然会深入到统治阶级的教养中和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得到反映；于是便涌现了一批似是开明的伪君子，这就出现了薛宝钗性格。

足见，薛宝钗这个典型形象，它比任何的“淑女”或“市侩”的典型含有更丰富、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不只概括了历史上“温柔敦厚”的人生哲学的本质内容，也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地主阶级转向市侩化的特质。

看不到薛宝钗的市侩性，认为她只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认为她本身并不虚伪，说什么“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这是不对的。人是社会的人，既然薛宝钗体现了封建主义的虚伪，那么，也就是她本性的虚伪。宝钗的虚伪不单单是体现了封建礼教的虚伪，还揉和着封建市侩的虚伪。社会是人的社会，对社会的批判必需通过对人的批判来实现。

同样，看不到薛宝钗身上也同时存在着符合封建淑女要求的一面，过分强调她的市侩性，乃至夸大她在贾宝玉爱情悲剧与婚姻悲剧中所起的作用，说什么“彼其心直以宝玉为一禽，而张罗以捕之，以为捕得之后，以我之美，何难使其心悦诚服。唉！这便是娼妓行为。”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