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生平、思想和创作

一踏上美国波士顿码头，狄更斯就受到热心的美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他收到的来信和请柬多到不得不雇请一个秘书来处理这些事情。在他住宿的房间里，挤满了来访的异国读者，甚至床上也坐满了人。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这块新大陆上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而感到惊喜。

狄更斯在美国呆了四个多月，从波士顿南行，访问纽约、费城，进入蓄奴地区，经过巴尔的摩、华盛顿、匹兹堡、圣路易斯等城市，参观了中西部大草原和世界闻名的尼亚格拉大瀑布，最后由纽约乘船回国。归国后写出了特写集《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美国札记》（１８４２）真实地记录了狄更斯在美国的见闻，反映了他对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由充满幻想到大失所望的思想过程。美国《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人人有“生存、自由及谋求幸福的权利”等名言，曾使狄更斯充满了对美国的憧憬，但一踏上新大陆，就发现这种民主、自由是虚幻的。集中体现民主精神的美国国会，竟是一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扼杀民主、摧残人权的政治机构。

最使狄更斯痛恨的是美国的奴隶制度。他到南方去，在所乘的火车上，见到黑人只能坐简陋的车厢。就在这种车厢里，他亲眼看到一个黑人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一路啼哭。原来他们是刚从奴隶市场被人买下来的，而她的丈夫却仍然留在原先的旧主人那里；买主坐在白人车厢里，每到一站都要跑去监视，生怕他们逃走。狄更斯从报纸上看到许多悬赏找寻逃亡黑奴的通告，更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奴隶制度的残酷。那些完全有权利和白人一样生活的黑人，有的只剩一只耳朵，有的被砸掉几颗牙齿，有的身上带着烙铁烫过的烙印，有的留着鞭打、刀戳的伤痕，有的缺腿、断臂。他还了解到某些城市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可以当众把黑人活活烧死，而那里的法官、律师、政府官吏却熟视无睹。在首都华盛顿，居然有一条明目张胆虐待黑人的法律：任何治安官吏有权在大街上逮捕任何黑人，只要他们认为这个黑人是逃亡的奴隶，而不要什么人证、物证。对以上种种丑恶现象，狄更斯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但狄更斯只是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呼吁有理智的人主持公道，用道义力量制止这种残杀、迫害黑人的野蛮行径，而不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残酷的奴隶制度。

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出版后，受到美国不少报刊的诋毁和谩骂。纽约《先驱报》攻击狄更斯是“最浅薄、最幼稚、最没有价值、最可鄙视的人”。当时纽约有一家戏院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这个戏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女巫们围绕燃烧着的巫锅载歌载舞，同时把蛇皮，蝎爪之类的秽物投到锅里。演员们异想天开，在围锅跳舞的时候，竟把狄更斯的小说一并丢入，当众焚毁。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诽谤运动，进一步激发了狄更斯的创作热情。紧接着《美国札记》之后，狄更斯又写出了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马丁·朱述尔维特》（１８４３）通过青年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国游历时的见闻，进一步展开由《美国札记》开始的对美国社会的揭露。小说揭示出，在美国金钱崇拜高于一切的真相，指出那里的人们所有的兴趣、希望、快乐、感情和道德，似乎都融解成一块块的金钱。但小说意外地遭到了冷遇，按月刊载这部小说的杂志的销售数，由《老古玩店》的七万份下降到两万份。

当《马丁·朱述尔维特》的写作即将结束时，狄更斯又着手创作一组《圣诞故事集》（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包括《圣诞欢歌》、《灶边蟋蟀》、《生命的战斗》和《着魔的人》等。这组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圣诞欢歌》。它描写一个吝啬、贪财的商人史克罗奇，他冷酷、自私、一毛不拔，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也被他斥为“胡闹”。圣诞前夕，他原先的合伙人马莱的鬼魂来找他，并替他找来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圣诞节鬼魂”；带他去看他自己童年时代曾经怎样友爱、欢乐，现在怎样被利欲弄得灭绝人性，将来又将怎样落得悲惨死去的下场。他终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觉悟到把生命浪费在积聚钱财上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热情地对人们讲“圣诞快乐”，他隐匿了姓名，把火鸡送给穷人，捐款给慈善机构，给职工增加薪水，变成“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人，好到不能再好”的慈善家。

这篇小说和《圣诞故事集》中的其他故事一样，集中反映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博爱观点。它真实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鞭挞了除了钱柜、帐簿和发票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的资产者。但小说竭力宣扬了所谓“圣诞节精神”，即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爱护，要使人间充满欢乐、友爱和幸福。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要他们像善良、仁慈的圣诞老人那样关心穷人，慷慨而不吝啬，仁爱而不凶残，行善而不作恶。小说渲染了宁静、舒适的节日气氛：一家人和至亲好友围着壁炉快活地聊天，品尝美味的饮料，饱啖丰盛的菜肴，在严冬的风雪中造成一派诗情画意的牧歌情调。这些，反映了作者因《马丁·朱述尔维特》受到冷遇后逃避现实、缓和矛盾的思想情绪。

《圣诞故事集》流传较广，但没有获得狄更斯预期的经济上的成功。

他为了减少相当庞大的生活开支，也为了休养身心，他决定旅居国外，先在意大利（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后来又到瑞士和法国（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在巴黎，狄更斯参观了著名的卢浮宫美术馆、凡尔赛宫、巴士底监狱遗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家广场的一所很漂亮的房子里，狄更斯跟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曾经会见过。这两位文化巨人对许多社会问题有着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态度，这些在狄更斯的《奥列佛·退斯特》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都表现出来。例如，他们对社会黑暗的抨击，对穷人悲惨生活的同情，对善良、仁爱的赞美，对凶残、邪恶的憎恨，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宣扬等等，都促使两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友谊。

在旅居巴黎期间，狄更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董贝父子》（１８４８）。伦敦大商行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为人傲慢，有着铁石般的心肠。他用“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思想教育儿子，希望儿子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他的女儿因不能继承父业而受到父亲的冷遇和歧视。儿子夭亡后，他借金钱势力续娶了美丽的贵族少妇爱狄丝，想再生一个继承人。后妻因不堪忍受他的冷酷，便和他的助手私奔了。董贝深受刺激，公司也在商业竞争中宣告破产。他孤苦伶仃，深感绝望，决心自杀。幸亏被董贝驱逐的女儿艾洛伦丝带着周岁的儿子回到伦敦，并主动向父亲表示挚爱，使父女和解，生活在一起了。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董贝这个资本家的形象。通过这个人物，讽刺了有产者傲慢自大、冷酷无情、惟金钱是图的丑态，最后他落得经济破产、生活孤苦、举目无亲的下场。尽管小说仍然拖上一条大团圆的光明尾巴，但它对资产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社会生活的变化，如铁路的发达，城镇面貌的改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