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生平、思想和创作

《小杜丽》问世的后一年，即一八五八年，狄更斯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终于和结婚二十二年、并生了十个孩子的妻子凯瑟琳分居了，摆脱了家庭生活的痛苦。长子和他的母亲住在伦敦，其他子女则跟狄更斯一起居住在刚购置的盖茨山上的新居里。狄更斯把盖茨山的新宅作了精心的布置，他恢复了生活的乐趣。在除夕之夜，他兴致勃勃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表，孩子们环绕在他周围，一听到传来了教堂的新年钟声，他兴奋地叫道：“大家新年快乐！上帝保佑我们！”于是大家轮流接吻，祝福，握手，出现了一个迷人的闪耀着匹克威克精神的动人场面。

一八五九年，发表了狄更斯后期创作中最著名的小说《双城记》。作品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英、法两国社会生活为背景，具体地描写了封建贵族生活上的豪华奢侈，政治上的滥施淫威，经济上的残酷压榨，真实地展现了城市贫民和广大农民啼饥号寒的悲惨图景。小说写出了由于阶级的尖锐对立所引起的暴力革命。同时，还反映了革命爆发后，下层平民狂热地镇压贵族所造成的“恐怖”、“混乱”情景。通过这些描写，狄更斯警告英国统治者要从中吸取教训，收敛淫威，纠正弊端，减轻剥削，实行社会改良，以缓和矛盾，避免法国暴力革命的重演。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改变了对“维多利亚盛世”的乐观幻想，转而对英国前途表示担心。

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情绪，在一八六一年发表的《伟大的期望》（一译《远大前程》）中得到更加鲜明的反映。在狄更斯前期的小说中，出于善战胜恶的抽象的道德说教，出于对社会的乐观幻想，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孤儿、穷人、受难者，经常意外地得到援助，从而摆脱了穷困，得到了幸福。大卫·科波菲尔碰到了好心肠的姨婆；奥列佛·退斯特受到善良的资产者布龙洛的收养，一下子就从社会底层登上了上流社会，成为“上等人”。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狄更斯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毅然抛弃了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结局。《伟大的期望》这部小说的书名就带有讽刺意味，它真实地揭示出，在阶级鸿沟很深的社会里，穷人要想变成“上等人”，那完全是一种梦想。小说主人公匹普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

匹普从小父母双亡，靠做铁匠的姐夫抚养长大。匹普小时候曾在沼泽地掩护过一个逃犯。后来，他被叫到一个富有而神经受过刺激的老小姐郝薇香家里，给这个百无聊赖的老处女消愁解闷。在那里，匹普一见钟情地爱上了郝薇香的养女、美丽而又骄傲的艾丝黛拉。他为了得到她的爱情，一心想做“上等人”，可是生活却只能让他当铁匠姐夫的学徒。有一天，律师贾格斯突然来到铁匠铺，说是受一个不肯泄露姓名的富翁的委托，要把匹普送到伦敦去接受“上等人”的教育。匹普喜出望外，误认为这是郝薇香小姐有意栽培他，认为自己的“伟大的期望”有可能变为现实。他在伦敦接受“上等人”教育的时候，经常和艾丝黛拉来往。艾丝黛拉却对他态度暧昧冷热无常，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十分痛苦。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匹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那个逃犯马格维契突然来访，声称在国外发了财，为了报恩，暗中出钱要贾格斯律师把匹普培养成“上等人”。这个消息反而使匹普大失所望。不久，这个逃犯因属私自潜回国内，触犯刑律，重新被捕判刑。原来文丝黛拉对匹普的挑逗是郝薇香唆使的，原因是郝薇香在新婚之夜被情人抛弃，现在要让养女代替她在男人身上报复。在使匹普受尽精神折磨之后，郝薇香又把文丝黛拉嫁给了一个“畜牲不如”的二流子，这更使匹普精神上备受刺激。这样，匹普做“上等人”的幻想全部破灭，负债累累，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幸而在姐夫铁匠的帮助下，才还清了债务。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支持下到埃及的开罗谋生。十一年后，匹普回国探望姐夫。在已死去的郝薇香的庄园里，偶然碰见婚后备受摧残、已经成为寡妇的艾丝黛拉。两个饱经沧桑的情人，在互道“我们言归于好”声中离开了这个吞咽他们两人幸福的废墟。

匹普的经历说明了在当时的英国，劳动人民要想挤进上流社会，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针对匹普那种想当“上等人”的思想，作者通过铁匠的嘴告诫匹普说：“如果你不能顺着正路做到不平凡，可千万不能为了做到不平凡而去走歪门邪道！”作者还用铁匠和他的后妻毕蒂之间幸福生活的描写，进一步衬托出匹普所抱的“伟大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

《伟大的期望》和《双城记》一样，以结构严谨著称。作品紧紧抓住匹普想当“上等人”、最后又跌下来这条中心线索展开故事情节，丝毫没有同主线游离的趣人趣事或新闻轶事，而且登场人物相互之间又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人物又是以互相对比的形式出现的。匹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逃犯马格维契，竟是珠光宝气的上流社会中的交际明星艾丝黛拉的父亲。丑陋、贫困的逃犯跟美丽、富有的小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婚之夜把郝薇香小姐抛弃的就是教唆马格维契犯罪的坏蛋康佩生；匹普对艾丝黛拉忠贞不渝的爱情，跟艾丝黛拉玩弄男性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手法使小说显得瑰丽多姿，富有戏剧色彩，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小说对郝薇香小姐变态心理的描写很有特色。除了写她利用艾丝黛拉挑逗男人、向男人泄恨以外，还写到她一些常人少有的怪癖。她怕见阳光，说阳光是她的冤家对头，因此她的房间里门窗紧闭，白天也要点着蜡烛；她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头戴着新娘戴的花朵，手上戴着新娘戴的亮晶晶的珠宝首饰；她浑身素白，头上披下来的长长的面纱是白的，鞋子也是白的，而每一件当年原是白色的东西，如今都已变成黄色了；她的手表和壁上的挂钟永远是晚上八点四十分，正是新婚之夜她接到情人遗弃她的信的时间。这些不同一般的艺术手法，标志着狄更斯的艺术随着思想的成熟而更加多样，更加丰富。

狄更斯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１８６５）。被父亲驱逐在外的约翰·哈尔蒙，在父亲死后回到英国等待接受遗产。按遗嘱规定，他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子蓓拉结婚。哈尔蒙为了要了解未婚妻的为人，因而将他回国的消息秘而不宣。他化名充当秘书，暗中查访，了解到蓓拉的为人以后，才宣布身分，缔结良缘。小说揭露了金钱和优裕的生活对人性的危害；揭示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堕落；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保守、自大、麻木不仁的资产者薄德史奈普的形象。作家还用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象征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同样反映了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和愤懑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