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成就（上）

（一）

《红楼梦》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简直使人感到是一个奇迹。

这部小说在创作成就上，已经达到西欧后期现实主义的成熟水平，可是，它的作者曹雪芹，却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名闻全球的艺术大师，还要早约一个世纪就登上世界文学的高峰。

在曹雪芹从事创作的年代，虽然中国文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但在小说创作上似乎还没有提供足以产生象《红楼梦》这样高度成熟作品的艺术经验。是的，在《红楼梦》以前已经出现了《水浒》、《三国》、《西游》这样的杰作，但这些作品无论在艺术风格上、在反映生活的方式上都和《红楼梦》不同。显然，志在“不借此套”⑴的曹雪芹，必须从事艺术上的开辟和创造，才能把他寄寓了无限感慨的“一番梦幻”，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⑵。鲁迅先生的这句话，确是说出了《红楼梦》的独步千古之处。首先使我们看到的是。它以那样细密精工而又深沉阔大的现实主义笔力，对封建社会、特别是贵族统治阶级作了擘肌分理的艺术剖视，并从而展示出这个阶级及其所寄生的封建社会不能不走向衰亡的命运。《红楼梦》，这是一部对封建社会感到绝望和悲愤的书，它的伟大价值首先是表现在思想的、社会的意义上，这自然是毋需多说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如果曹雪芹缺乏极高的艺术表现能力，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就不可能这样有力、这样动人地发挥出来。

一个作品，思想性当然是第一重要，但第一并不等于唯一。艺术性也是一个作品不可缺少的要素。否则，文艺之所以是文艺就失去存在的特点。真正杰出的作品，总是把高度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忽略了艺术的提高，不仅“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且还可能因为艺术表现的谫陋而损害到思想内容的表达。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⑶

因此，在提高思想性的前提下，同时注意艺术性的提高，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当然职责。曹雪芹正是在这方面同样显示出作为一个艺术大师的卓越成就。他不但把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

（二）

文学史告诉我们：精湛的艺术，总是来自辛勤的创作劳动，并不是依靠作家的天赋。

为曹雪芹所欣赏的唐代诗人李贺⑷，曾以二十七岁的短促生命，在文学史上留下优异的成绩，这可算是一位天才人物了，可是他母亲责怪他写诗“要呕出心乃已”的故事，每为人所乐道；诗人自己也说。“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⑸。可见，李贺也是从艰苦的创作实践中磨练出来的。

较之李贺，曹雪芹在创作上所付出的劳动无疑要艰巨得多。他在《红楼梦》一开始就告诉读者：“曾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又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然而，这部用“血”凝成的书，读起来却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全不觉得它是在呕心镂骨的“辛苦”中产生出来的。是的，真正成熟的艺术，应当是得之艰辛，出之舒徐，它不但给读者以思想营养，而且还给读者以艺术享受。

《红楼梦》正是在令人惊叹的程度上，达到了如上所说的艺术境界。这部作品写了那么多的社会生活现象，从封建社会上层的皇亲国戚、王府官衙，到市井商户、小巷寒门、寺庙妓院，一直伸展到村野农家……出现在书中的各色人物，据统计有四百数十人之多⑹。把这么多的人和事安排在一部小说里，不难想象作家曾经费了多少惨淡经营！所谓“字字皆血”，诚非虚语。

然而，那许多大大小小、彼此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画面在《红楼梦》里展开时，却是显得那样地层见叠出，而又从容自如。读着这部作品，完全不需要为它的繁多的头绪而费心思忆，只需愉快地跟着作者的笔触，有如坐在一只随风飘去的船上，看着那些山、水、云、树……互相连结而又变态多姿地交映而过。一切，是显得那样天造地设，自然浑成。生活，在《红楼梦》中的“再现”，好象并没有经过作家辛苦的提炼和精心的刻划，只不过是按照它原有的样子，任其自然地流泻到纸上，就象一幅天长地阔的自然风光，不加修饰地呈现在窗子面前一样。它是有界限的，然而又是那样的没有界限！

这种妙夺天工而又不露人巧地反映生活的本领，是《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罕见贡献。

正是由于这个特色，使我们在《红楼梦》里几乎看不见虚构和夸张⑺，好象一切都是“追踪蹑迹”地照实摹写下来的。实际上，艺术总是离不开虚构和夸张，没有虚构和夸张就没有艺术。刘勰曾说：“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⑻。问题是“夸饰”不能任意为之，必须合乎生活的逻辑。“饰穷其要”的夸张，不仅不排斥作品的真实性，而是更加有助于突出事物的本质。

由于《红楼梦》是以所谓“亲睹亲闻”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的基础，而又经过艺术上的反复锤炼，所以它能把夸张，虚构这些为创作所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法运用到天衣无缝的境地，以致只见它的自然逼真，而不见人工斧凿之痕。

象《红楼梦》这样自然逼真到去尽夸饰的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譬如《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是有其不可忽视的成就；但它常常是采取特异的行动和令人惊奇的情节来加强故事性或刻划人物。夸张，成为它的一个主要艺术手法，即使在许多细节描写上，也莫不如此。如关羽使的那把重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不仅于史无据，事实上这样重的刀并不适于作战，违背了古代兵器所要求的锋利轻便。汉代兵书《太公六韬》上规定最重的刀也才八斤，至于明人茅元仪所著的《武备志》，更说这种刀只不过是供仪仗之用。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通过艺术上的夸张，不仅大大地加重了关羽的刀，同时也生动地渲染出关羽的勇武绝伦的性格。夸张在这里起到了它一定的艺术效果。然而，夸张的手法，如果运用不当或过度，又容易使读者产生可观而不可信的副作用。《三国演义》就不免这样的缺点，即如对关羽的描写就有些近于神化。至于《三国志平话》中张飞的一声怒吼，便使“桥梁皆断”，其描写虽很惊人，但却更加使人感到那不过是“小说家言”了。

而《红楼梦》却绝少令人产生“小说家言”的感觉。相反地，它却使一些“红学家”以为那是一部“实录自传”，甚至是一部真人真事、按年按月的记录。在这里倒是提出一个引人思索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部小说象《红楼梦》那样地引起人们的“考据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