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

《红楼梦》不仅写了许多动人的爱情婚姻故事，而且在表现这一传统题材时，突破了前人的窠臼，使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率先提出了以思想性格的一致作为爱情和婚姻基础的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性爱观。恩栊？斯曾经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由于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缔姻的男女双方都难有真正美满的夫妇之爱；特别是妇女，更往往成为买卖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尤其是女子为了反抗这种婚姻，便走上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道路，即背着父母或丈夫，妻子和情人偷情私通的道路。虽然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在历史上起着瓦解和破坏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进步作用，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低级形式的“爱情”，离开真正的爱情还有很大的差距，正如恩格斯所说，“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同上）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通俗文学中，大量描写的就是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水浒传》里潘金莲和武大郎的婚姻，以及潘金莲和西门庆之间的“爱情”也许就是这类作品中流传及最广的故事。此外，在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中，还大量讴歌着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才子佳人式的爱情。这种爱情虽然同封建礼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且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一般地说，它仅仅是由于男女双方相互“怜才爱色”而不是因为共同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性格才发生的。因而这种爱情不仅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往往容易通过“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模式而向封建势力取得妥协。即便是《西厢记》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未能免俗。张生和莺莺之间的爱情开始就是因为莺莺的美貌和张生的多才而发生的，而最后作为他们缔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张生必定要先中了状元，所谓“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实际上是通过向封建势力妥协而最终获得大团圆的结局。这种仅仅是建筑在“怜才爱色”基础上的爱情，虽然比那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前进了一步，但它充其量只是“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的初级形态。《红楼梦》则不然，它所描写的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宝玉之所以最终选择黛玉而非宝钗，并不是因为貌美（按黛玉和宝钗一如纤柳，一如姣花，各尽其美），更不是因为门第（按黛玉虽也出身官宦之家，但已式微，远不如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富贵显赫），也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脾气性格（按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好弄小性儿，说话尖利，行动好恼人，也不如宝钗随分从时，藏愚守拙），而仅仅只是因为黛玉从来不说“仕途经济”一类“混帐话”，是宝玉唯一可引为“知己”的具有叛逆思想和性格的女性。正是因为宝黛爱情是建筑在共同的叛逆的思想性格基础之上，而且这种叛逆不只是局限于封建礼教的范畴，还包括了封建科举制度和人生道路等其它带根本性的方面，所以这一爱情才为封建家族统治者所不容，最终惨遭被扼杀和毁灭的厄运。这里，不仅涉及到“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爱情须有共同的思想性格作为基础，这比超传统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性爱观的特质。从没有爱情的婚姻，到“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再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又从“怜才爱色”这种初级的爱情形态，到建筑在共同思想性格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爱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芿？程。《红楼梦》以它在这方面的空前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除去爱情婚姻悲剧，《红楼梦》还写了众多年轻生命的另一类悲剧──青春和命运的悲剧。在这一方面，王熙凤的命运悲剧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其它如探春、惜春两姐妹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妙玉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巧姐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可卿的命运悲剧，晴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鸳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金钏的命运悲剧，芳官等一批美优伶的命运悲剧，……它们同样以成功的艺术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并在小说中占去了相当的比重。很显然，仅仅概括为“爱情主题”是不能包括上述内容的，因为以上生命的悲剧大都和爱情婚姻无关或甚少关系。他们的悲剧的造因，或者是因为他们生于末世，或者是因为他们与世不合，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美貌年轻。他们的悲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生命的失落和被摧残。

在这类悲剧中，王熙凤和探春的悲剧比较相近。虽然王熙凤劣迹多端，但她和探春都属于大观园内有才干的“女强人”。凤姐的协理宁府和探春的理家充分显示了他俩的这种管理才能。但是正如他俩的判词所说，“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由于他俩“生于末世”，因而最终落了个“哭向金陵事更哀”和“千里东风一梦遥”的可悲结局。惜春和妙玉的悲剧也比较相近，他俩因为与世俗不合，因而“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但“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最终两人也分别沦落到“风尘肮脏”和“缁衣乞食”的地步。巧姐的命运悲剧则是和她家族的败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一个贵族小姐一度也“流落在烟花巷”。秦可卿的命运悲剧比较特殊，仅仅是因为她“擅风情，秉月貌”，便落了个“悬梁自缢”的结局，她其实是那个荒淫家族的无辜牺牲品。晴雯和鸳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是这类悲剧中写得最有光彩的，他们的愤怒而微弱的呼喊，有力而无力的抗争，写下了生命乐章中最可歌可泣的一页。金钏和芳官等一批女奴的青春和生命同样是被生生葬送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活得是这么短暂，但他们对之已深感绝望，无所留恋，一个“情烈而死，一个“斩情”为尼。总之，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属于“薄命司”的人物，虽然他们也曾有过希望和憧憬，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悲切，他们无法摆脱时代和阶级所加于他们的命运。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多情的公子，怀春的少女，可爱的生命，都无情地毁灭；《红楼梦》正是以它独特的“生命”体系，表现了其文学本体层次的主题。这是一个包括了爱情悲剧、婚姻悲剧、青春悲剧和命运悲剧在内的家庭悲剧、社会悲剧和人生悲剧。谈《红楼梦》主题而不涉及这一层次，那就失去了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