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即《红楼梦》与禅宗的关系问题。有论者曾对禅宗的人生哲学演进作了这样的概括：“从禅宗的人生哲学来说，是有一个从禁欲到适意，又以适意到纵欲的演进过程的，而且这一过程的确也曾在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上发生种种影响。”（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以适意为特征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宋代的禅悦之风上，而以纵欲为标志的影响则主要反映在明代中叶以后的禅悦之风的再度兴盛上。这些概括和论述无疑都是很有启迪的。但在谈到清代的禅宗思想影响时，则认为又回到了“适意”这一宋代原来的中国上：“禅悦之风从宋代到元、明、清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又回到了宋代原来那个中国。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曹雪芹禅学思想就够了。”（同上）对“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曹雪芹禅学思想”，作者并没有作具体的分析。说《红楼梦》表现了以“适意”为特征的禅学思想，这也有它正确的一面。但若说《红楼梦》所体现的禅学思想即以“适意”为主要特征，这却是不敢苟同的。如上已述，《红楼梦》以“情”为中心，构筑了他那庞大而有序的生命体系，他笔下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是在“情”字下挂号的；特别是他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等一系列“情痴”“情种”的形象，变明代中叶以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以“欲”抗“理”而为以“情”抗“理”，从而把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启蒙文学思维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即如宝玉其人，他是书中第一情痴和情种。即使他的悟禅和最后出家为僧，也无不是“情极之毒”所引起。如小说第二十二回写他悟禅机，即为情而起，又缘情而结，如同脂批所指出的：“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庚辰本二十二回批），最后“还是心中不净不了斩不断之故”（同上）。又如宝玉最后出家为僧，虽然我们已看不到曹雪芹的原稿，但根据脂批所云：“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庚辰本二十一回批）这就是说，宝玉最后“悬崖撒手”，“弃而为僧”，也是“情极之毒”之所致。其它诸如“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同上）。这怎么能说《红楼梦》所表现的禅学思想是以“适意”为主要特征呢？从作品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红楼梦》所表现的主要是以“钟情”为特征的禅学思想。从明代中叶以后的《金瓶梅》到清代中叶的《红楼梦》，正反映了从“纵欲”到“钟情”这一禅宗人生哲学的演进和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变化。相比明代中叶以后那些“狂禅”，曹雪芹显然要冷静、深沉多了。

五、三重主题：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以上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从三个方面分述了《红楼梦》的三重主题。其实就小说本身而言，这三重主题完全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哲学则是前两者的自然升华和最高总结。不把文学而把政治或历史视作《红楼梦》基本主题，那《红楼梦》就不成其为小说和文学作品，而成了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但若不看到《红楼梦》的政治历史层次，则又无疑会大大缩小《红楼梦》的丰富历史内涵，缩小它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同样，如果我们不再深入一层，进入到《红楼梦》深层的哲学意识，那我们也很难说把握住了《红楼梦》的精髓。

鲁迅先生当年曾说过：对《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这种“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命意”的历史现象正好证明了《红楼梦》主题的多义性。其实鲁迅所列举的就已涉及了哲学（经学家看见《易》）、文学（才子看见缠绵）、政治（革命家看见排满）等三个层次，只是这些人所看见的不尽正确和准确。如果我们分别找到了相对比较正确的答案，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来看待，那么有关《红楼梦》主题的争论或许就可以少一些。

三重主题：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联系到曹雪芹已把这三重主题的主题歌分别隐伏在他精心结撰的前五回里，对这一结论也许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三首主题歌在前五回里是沿着哲学──政治──文学的秩序排列的，这正和研究者循着文学──政治──哲学的秩序探讨其三重主题成相反方向；因为作家最终是要进入文学本身而研究家则是要从文学本身出发去探讨其历史和哲学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