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生
如果我们再将《红楼梦》的细节描写与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描写作一比较,还可以发现另外的艺术特色。外国文学名著中的细节描写,有时往往使故事滞留下来,进行大段的静态描写。例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第十八章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奇在火车车厢门口相见的细节里,详尽地描写了安娜?卡列尼娜阴暗然而却富有生气的眼犥?以及在渥伦斯奇身上所引起的反应:
……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脸上,好象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象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奇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安娜的眼神是她与渥伦斯奇相见场面的逻辑中心,也是她寻求真正的爱情的试探,然而也是她走向悲剧结局的开始。这个细节,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艺术魅力,曾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赏。但也毋庸讳言,在这个描写中,故事却停滞了下来,一切都是静态的,作者把读者引向了对安娜外表美与精神美的关注,却未能使读者的思想与感情跟着主人公一起去流动。
《红楼梦》很少做这种静态的细节描写。相反地,总是在动态中展现生活场景,而且总是把读者也拉到这些生活场景中来,跟着人物一起去思考、去感受。如第八回宝玉与宝钗互识锁、玉之后,黛玉也来到梨香院。书中写道:
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让坐,宝钗因笑道:“这话怎么说?”黛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我更不解这意。”黛玉笑道:“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着,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不解这意思?”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因问:“下雪了么?”地下婆娘们道:“下了这半日雪珠儿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儿说要去了,不过拿来预备着。”
下边接着写宝玉因听了宝钗的劝告,放下冷酒,换了热酒来饮。可巧雪雁此时来给黛玉送手炉。
黛玉因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妈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姨妈这里,倘或在别人家,岂不恼?好说就看的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爬爬的从家里送个来,不说丫环们小心太过,还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
这两个细节完全是由人物的对话组成的,曹雪芹既没有写人物的眼神表情,也没有写人物的心理感受,然而各个人物的思想感情都跃然纸上了。而且随着对话的进行,读者的思想感情也和人物一样在一张一弛地活动着。黛玉本来是去探望宝钗病情的,可是一见宝玉先她而来,就“半含酸”⑵地来了那句顶门针:“我来的不巧了”。这就逼出了宝钗的发问:“这话怎么说?黛玉接着把弓拉得更紧了,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虽然只说了句“我更不解这意”,言下之意却是“你必须把话说清楚”。黛玉“间错开了来”的话显然是在强词夺理,但却将拉满的劼?又松弛下来。至于对雪雁说的那一席话,显然是在借槌敲鼓,当事者的宝玉、宝钗都听懂了,但一个不敢反诘,一个无法反诘。薛姨妈只听懂了话面,没有听懂话底,所以反问了一句。黛玉的解释却抽去了话底,只说话面,这又使绷紧了的弓松弛了下来。“拉弓”的是黛玉,“收弓”的也是黛玉;她“无理”,然而她“有情”;读者为她的“情”所动,因而也就原谅了她的“无理”。“有情”与“无理”都体现在语言之中,然而形象的美却突破了语言的外壳,是由流动着的画面来显示的。
《红楼梦》的情节就装在这些细节里,随着细节的不断流动而移步换形。它不仅体现出一种动态的美,而且在动中显示着情节,和情节交融在一起。因此,读外国文学作品,性急的读者可以跳过那些细节去捕捉情节的线索;读《红楼梦》却不行,跳过了细节,情节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
有了细节就有了性格,但有了细节却不一定会有典型。换言之,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离不开细节描写,但却不是所有的细节描写都能够表现典型性格。那种不顾典型化的要求,一味去描写细节的做法,只能导致“恶劣的个性化”,只能是“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⑶。要把典型化与“恶劣的个性化”区别开来,就必须选择生活中那些既含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又含有思想意义的事件。《红楼梦》中的细节描写可谓多矣,人们读起来却并不生厌,不感到烦琐,其原因就在于它完全是服从典型化的需要,而和“恶劣的个性化”绝缘的。
任何细节都只不过是现象,但只有那些与事物的本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才富有社会意义,才是艺术家所光顾的对象。《红楼梦》取材于大观园里一群儿女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生活圈子十分窄狭,无非是“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⑷。但曹雪芹却从这些琐碎的小事中选择出了符合典型化要求的生活细节,赋予不平凡的社会意义。比如第二十九回里写贾母领着女眷们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作为贺礼送的一盘法器中有一只金麒麟。平庸的作家可能会在这只金麒麟本身大作文章,写它的来历,写它如何金璧辉煌等等。曹雪芹却避开了这种不足以表现人物典型性格的物的描写,而去写各个人物对这只金麒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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