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

“我为的是我的心”，应当看作林黛玉自我意识或曰自主意识的坦率告白。她的疑心、小性，对宝玉的试探、嗔怪，也都是这种自我意识的独特表现。为了这颗心，往往无暇顾及人言物议、庭训闺范。她不象宝钗那样刻意求工地把自己修养成封建文明的典范，也不象探 春那样小心翼翼地维持宗法家庭的主子威仪，自然更不必象凤姐那样为了权欲财势而机关算尽。“我为的是我的心”，何等单纯又何等执著，这才是林黛玉式的自尊，是不屈就社会规范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真正的自我意愿。

正因此，她比大观园中任何一个女儿都更加珍惜自身的价值并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竭尽整个生命。当然，就那个现实的生活环境而言，材黛玉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她自有一种超越环境的力量。这就是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命运感。如果说，以《葬花吟》为代表的林黛玉诗词有其独特价值的话；那么，首先在于展现人物的想象力和命运感。正当满园花枝招展、绣带飘飘之时，独有林黛玉发生了“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的伤感。从春尽，到花落；从花事，到人事；从今年，到明年；从当下，到永恒；林黛玉的思绪早已出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拘约，她想望“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问询“天尽头，何处有香丘？”面对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现实处境，早抱定“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意旨。个性的自主意识，在此表现得最为鲜明不过。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 环境制约了人物；在精神生活中，人物超越了环境。

这种自主意识或曰个性意识的觉醒，才是林黛玉形象文化蕴含的新质。不管如何微弱稚嫩，也弥足珍贵。那些传统的东西只有同新的素质相结合，才获得了新的生命，强化了人物性格主体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七

这样一个超越了环境的独特性格，规定了作家在塑像时必然要向内心深处、向精神世界开拓。其结果，既表现为人物本身的诗人气质，也表现为作家塑造人物多采取诗的方法。人们常说《红楼梦》虽是小说，却象一首诗，这点在林黛玉身上，最为突出。

林黛玉的诗人气质是显而易见的。就作诗本身而言，她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创作冲动。这点在她夺魁的菊花诗作里有典型的表现：“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吟”，一种不能自制的诗的兴会，如醉如痴，象着了魔一样，侵扰着她。唐代诗人白居易有“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之句（见《白氏长庆集·醉吟之二》），正是描绘出这种诗兴高扬、纠结难解的情状。“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诗人不消硬做，只需开闸，那灵秀幽香、内美之质，通过毫端口角，自然流泻而出，临霜对月，沉吟抒写。这里用不着堆砌词藻、搜寻典故，是用心灵在写。使人窥探到素怨自怜、片言谁解、无人可诉的心曲；领略那倾慕陶令之千古高风，感叹举世之解悟乏人的气度。尽管抒发的是现实的感受，却有一种和云伴月、登仙化蝶的空灵缥渺之概。林黛玉是诗人，实在不必有什么名句传世，单是这种诗人的神韵气质，就够令人心折了。

在现实生活中，诗的创作，常常是诗人为表现那种难以用普通语言表达的精神活动而发的。《红楼梦》人物的各种诗作，作为各该人物性格的延伸，都有这种功能，对于林黛玉这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物来说，尤其重要。许多用常规的情节、对话难以表现的情愫，都可以借助诗的语言表达得很充分、完满。比如宝玉受笞伤重，黛玉泣之无声，气噎喉堵，并说不出一半句话来，可是在旧帕上走笔题诗却情意绵缠、不避嫌疑，“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原来林黛玉“镇日无心镇日闲”只为记挂宝玉。抛珠洒玉也只能偷偷潸流，见了面不光不能多说，连哭肿了眼都恐惹人耻笑。倘使没有这几首情挚意切的绝句，恐怕很难把人物此刻的心态表现得如此丰满。其他许多诗作也应作如是观。

如果不拘泥于林黛玉的那些诗作，就可以发现，《红楼梦》中同林黛玉相关的许多情节，也是被相当程度地诗化了的。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本是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小说描写的范例，呈现出一幅精微绝伦的生活图画，然而，宝黛初会的场面却有一种神交默契的意蕴，看似神秘，其实是一种诗的韵味，能够引发丰富的联想，那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神话隐隐地呼应着，给人以无限广阔悠远的感受，似乎超越了时空。再如廿六回末林黛玉在怡红院吃了闭门羹，独立在墙角花阴之下，苍苔露冷，花径风寒，悲切鸣咽，惹得宿鸟惊飞，落花满地，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这一情节，整个地被诗化了，人物和花鸟的互相感应、彼此交融，竟分不出生活的真实和诗人的想象，或者说，生活本身被化成了一首诗。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的写作缘起和修改也是超乎常情富有诗意的。小丫头一时编派的无根之言，正合了宝玉的痴心，宁愿相信晴雯死后作了芙蓉花神，因此才有这一篇至情文字，将生活升腾而为诗。诗文又恰被黛玉听见，于是和宝玉一同，将“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士垄中，女儿命薄”之句，转辗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把事理逻辑、人物心态、预言谶语，巧妙地编织其中。是改诗，诗的意境本身升华了，格调提高了；而小说情节也闪出一种异采。应当说，贾宝玉也是具有相当诗人气质的，因此，这两个人物相互纠结的情节，往往斟情酌语、意感心会，呈现出精神世界的毫发之微。包蕴着生活中的诗意。

可见，林黛玉形象造型上的特点，不单在形式上她名下的诗词独多，而在作家写出了她的诗人气质，用诗的方法展现她的内心世界，包括把某些小说情节加以诗化。

八

作为一个小说人物，总应展示其生活的环境、总应有其相应的故事情节。即此而言，林黛玉也有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作家几乎很少对她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生活经历作平实的正面描写，这—切常常是从她的主观感受中反照出来的。也就是说，周围环境的一切，都是通过内心的体验和感受来表现的。对于一个富于诗人气质的敏感多心的人物，这种方法是十分相宜的，可以收到刻划内心生活和展现外部世界的一箭双雕之效。

林黛玉生活在贾府，是贵客，更是娇客，锦衣玉食、处优养尊、贾母疼爱，姐妹相伴，更有宝玉知心。上下人等，谁敢给林姑娘气受，薛姨妈说人们看老太太疼了，也跟着“洑上水”，并非无根之谈。小说似乎没有用什么笔墨实写这个父母双亡的弱女所遭遇的人情冷暖、狗眼势利。如果说贾宝玉还因为恣情任性而挨打受笞种种禁锢，对林黛玉似乎也没有那么严厉的管教拘禁。然而这决不等于林黛玉顺心遂意，相反倒有无尽的哀愁、淌不完的眼泪。她所处的环境对于她的精神压力，完全是从她的主观感受中反映出来的。所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固然带有诗的夸张，但无论如何是出于她的真实感受，有切肤之痛、乃肺腑之音。我们从小说中很难举出那一些具体的故事情节来给“风刀霜剑”作注脚，却完全可以从人物的情绪、心理感受中体察到环境的氛围、势态、趋向。有时候，情节本身甚至表明人们并无恶意，如一开始的宝玉砸玉、晴雯误听不给开门。大家不说出她象戏子等等，却也能引起黛玉伤感哭泣。这一方面见出这个感受主体十分敏感多疑，另一方面也说明环境同她的不协调性、环境对她的虽无形却沉重的压力，已经渗透到潜意识之中、几乎无处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