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三种思想意识

民国初年也曾有人道及《红楼梦》这种“以情警世”的用意：小说有正反两解，何谓反？作者警世之心恒露于言外……何谓正？纯从好人处着想……（红楼梦）其劝惩之妙实有翻陈出新者也。⑹当然，他们都是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理解“警幻”的，带有一定道学家的味道，与我们从作者人生观念角度理解“警幻”是并不相通的。

３、三种思想意识的互为缠绕把《红楼梦》的思想意识理解为批判、否定意识，追求、肯定意识和悲观宿命意识的相互缠绕并非出于一种“正──反──合”之类逻辑思维公式的虚假演绎，而是一种切合实际内容的解释。我们同意不少研究者把《红楼梦》看作是一曲封建社会及其统治者贵族地主阶级的挽歌，同时又是一曲新生阶级及其先进人物的颂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为贵族地主阶级必然败亡的历史命运作了无情的披露，同时也寄托了他情感激烈的痛惜之情。贾宝玉虽然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但他原是一个哀叹无材可去补苍天的顽石。显然，作者看到了封建社会这个残破的现象世界，他是有补天意识，作为作者心目中的救世补天者，小说以浓彩重墨写了王熙凤治家理财的本领。对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津津乐道，对俏平儿写得更是忠诚能干；同样，贾探春、薛宝钗被赋予了治家理财方面超群的智慧和才能。作者把她们看作是挽救颓世败运的杰出人物，小说大肆渲染“敏探春兴利除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作者对她们的厚望于此略见一斑。但是感情的偏向并不能代替现实生活的客观现实，封建地主阶级败亡的历史命运是谁也无法挽救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克制作者这种由感情引起的偏爱。小说终于写出了王熙凤魂归金陵、贾探春远嫁不归、薛宝钗终身郁郁不得志，即使是作者最偏爱的大观园理想世界也归于毁灭，一切都以悲剧的形式告终。但是作者的补天思想是始终不泯的。作者虽然对荣宁两府及其封建社会作了恨入骨髓的抨击、批判，但他不可能在批判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完全合理的社会，他至多只能创造一个依附在全部封建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大观园内的世界区域。因而从根本上说，小说的这种批判和否定，无论怎样猛烈总是不彻底的。就象贾宝玉那样，敢于毁僧谤道，但却不敢否定“三纲五常”，？–敢否定科举制度和经济仕途，但他并不否定四书五经。这种批判的不彻底和补天思想的无法兑现导致了作者不能不用悲观宿命的观念来解释现实的悲剧。再加上时代社会的原因，这种观念有了它更为深广的背景。曹雪芹所处的是一个“垂垂亡矣”“岌岌可危”的封建末世，眼前缺少光明，没有目标，人们惯于用悲观宿命意识来看待世界。因之，这种意识在《红楼梦》当中表现得如此之深，自是在理。

《红楼梦》作为颂歌，表现在曹雪芹从封建社会的败亡征兆中看到了崛起的新一代。以贾宝玉为代表的叛逆性格组成了时代进步的最强心音。但是贾宝玉林黛玉并不是有明确目标的追求者，他们只是对封建社会现实的丑恶感到不满和慊憎，由此而使他们对生活感到压抑、痛苦，对人生感到无聊和厌倦。他们始终力图摆脱这个罪恶的环境，但是找不到新的生存的基点。贾宝玉始终在割不断尘世的“出家”和化烟化灰的厌世思想里彷徨徘徊，林黛玉一生都在苦苦寻找“有香丘”的“无尽头”，可是他们都无法让幻想来改变现实。由此，追求上的迷惘和不确定性带来一种对人生现实真情实感的痛苦和感伤，而这种无法排遣的痛苦和感伤又凝聚成一种极为琐碎细腻、疯痴癫癫的怪异表现，对山、水、日、月、鱼、虫、草、木的珍惜和痛哭，对自身生命价值和肉体存在价值的痛彻肺腑的自悲自悼。既对现实人生的丑恶和无价值有透彻心骨的领悟和感受，又对理想中孜孜追求的目标丧失目力，这是一种怎样无法解脱的悲哀啊！把它归结到宿命，用还泪故事来搪塞吧，固然简单，可是在这个简单的归宿点里蕴含了多少追求、苦闷、探索、迷惘和失望的人生情感经历呀！正是在这个批判、否定意识的不彻底和追求肯定意识的不确切的交叉点上，我们发现了二者与悲观宿命意识的互为因果关系，也找到了三者互为缠绕的中心主轴。在关于现实人生的思考和探索上，不彻底的批判、否定和不确定的追求、肯定都将导致悲观宿命。自然，导致《红楼梦》悲观宿命的原因很多，诸如作者的宗教信仰、时代的思想氛围、伟统的迷信观念等等对《红楼梦》的悲观宿命意识有无容置疑的影响。

必须看到，悲观宿命意识在《红楼梦》里并不只是起到消极颓废的作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加深了批判否定意识的深刻性。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诞生以前，人们常常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常常达不到关于社会和人生最本质的深层根底，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通常只是比较表面化地主张人们之间的互相尊重、平等友爱、尊重人的个性，争取更为健全合理的社会和生活。《红楼梦》当中表现了这样一些朴素的思想观念，但在小说中，贾宝玉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的是对生命的厌倦，对人生的无聊，对红尘的一定程度的看破；在林黛玉身上更多的表现为对生存的无端恐惧和出自个性气质的多愁善感，那种对自由和个性的渴望和追求在他们的性格里倒反而显得是在其次的位置上。当然，宝黛身上的这种悲观情绪是在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时代进步者苦闷和孤独的必然特征。正是有了这样的悲观意识才使贾宝玉对现实人生有了异乎寻常的细腻感受和清醒认识：（宝玉）试想林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柳，又不知彊“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去了，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⑺。而林黛玉又何尝不是如此：（林黛玉）忽然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⑻几乎同样是对“生命易逝，青春难再”的感伤和对自我生存的不安和伤悼。由于有了这样的感觉，才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现实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否定意识和叛逆意识。推而广之，《红楼梦》对社会现实入木三分的剖析批判一定程度上与这种悲观意识有关。《红楼梦》详细叙写了《好了歌》及其注：甄士隐为标志的出家行为，曲演《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悲割命运的预演告示，一次次诗词戏文中人物未来命运的启示，形象丑陋但神奇异常的一僧一道，贾宝玉的厌倦，林黛玉的悲伤，如果离开了这一切，封建社会现实和人生之悲惨病态和压抑苦闷将会缺乏充分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