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遗产”

史家说，王莽行事，多凭幻想，他的改革全都破产，其实不尽然。

王莽有恶名。他以外戚篡汉，从王朝正统看，罪该万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可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他是根据孔子的梦想，来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统。后世的郊祀，就是王莽的遗产。

王莽的郊祀制度，既解决了皇家祭祀大典的正统性，也确立了儒家对宗教信仰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胜利。但他满足的只是上层精英，失去的却是下层大众。

东汉时期，民间信仰失控，导致借术立教，立教的结果，是宗教多元化，国家瓦解，社会颠覆。释之入，道之立，大教领小教，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是结构性的大变化。

秦汉两朝，积４００多年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创设，至此才画上句号。

上述背景，对了解孔子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

１、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２、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他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３、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道德──不是哲学，不是宗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１、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的一统天下。

２、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３、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五、“人造孔教”和“孔教乌托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后学不仁，以“圣人”为刍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欢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相互学习。

孔子的遗产，是人文主义，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条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将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会，会长是康有为。他的，不但把儒家说成教，先秦诸子都是教。近代，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或准宗教）的强烈冲动。弘扬家，动言传统中断，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传统中断。

中国的传统，是只取经，不传教。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并不是僧团教派，就像当时的道家或其他家，本来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特别是与道教、佛教并立，为了保持对称，也被称为教，而且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儒家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对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问题。当年的礼仪之争，就是争这个问题。中国人，烧香磕头，拜天地君亲师，是宗教不是宗教？对罗马教廷是无法绕过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向中国传教，还把中国介绍给欧洲。我们要知道，最早输出"孔教"，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引进孔子，前后反差非常大。这事，对反省中国有帮助。

中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欧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国，孔子是代表“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宋明理学塑造，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在欧洲人的心中，却经常改变。１７世纪，充满神秘；１８世纪，狂热崇拜；１９世纪，骂声一片；２０世纪，臧否不一。中国制造的孔子，西方制造的孔子，都是人为制造的孔子，作为过程和连续体，有人叫“人造孔教”。

孔子的以德治国，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乌托邦”（周宁《孔教乌托邦》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乌托邦的本义，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地理大发现，使他们逼进了这类幻想。

１７世纪，传教士把遥远、古老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西方突然发现，中华帝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可推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以道德文章选官，君王也饱读诗书，曾使西人误解，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朝思暮想，想在海外发现哲学王。

１８世纪，启蒙时代，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哲人王（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们真是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启蒙思想家吹上了天。与之并世的欧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们的游说下，皆奉中国为榜样。“孔教乌托邦”，一度成为反迷信和反暴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学代替宗教，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代替他们的专制君主，当时很时髦。

这是中国和欧洲的蜜月期，国人最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理性变成疯狂，哲学变成荒唐。

１８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群众的激情，有如洪水猛兽，他们埋葬了启蒙时代，也埋葬了“孔教乌托邦”。

革命废止教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却创造了另一个专制君主，拿破仑。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这个“革命的皇帝”，把欧洲拖入了一场长达１４年的血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