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好学精神

《子张》）也就是说，孔子的学习是学无常师、择善而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按《论语》、《史记》、《春秋左传》等文献的记载，孔子明确拜学过的人有郯子、蘧伯玉、师襄子、老子、苌弘等，学习的内容涉及礼、史、官制、琴术等等。孔子不仅向当时声望显赫的社会贤达或曰社会名流虚心请教，甚至“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礼记·学记》）的田野山林之隐士，孔子皆能慧眼识人且不耻下问，可谓“智者知人”（《颜渊》）和“智者莫大于知贤”（《大戴礼·王言》）。比如《微子》篇的楚人接舆、荷蓧丈人、长沮与桀溺，再比如“故畦拾穗”的田间老人林类（《列子·天瑞》），孔子皆遣学生执礼问讯，或自己亲临请益。

孔子虽然站在“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的士大夫立场而有些轻视稼穑之事，但孔子还是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稼穑“吾不如老农”和“吾不如老圃”（《子路》），自己乃“空空如也”，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子罕》）。这就表达了一种“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师说》）的明智之态度，真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 （智）也”（《为政》），绝不不懂装懂，粉饰无知──“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礼记·学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老子曰：“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孔子也是这样的思想：善学者学无常师然时处有师，善者正面为师，不善者反面为师，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择不善而去，择其善而从，朱熹谓之为“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续近思录》），真是“留心处处皆学问”啊。

三、举一反三，知类通达

有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言下意是孔子学问广博，但蜻蜓点水、泛滥浅薄，无所成事。孔子的学问表面上庞杂繁芜，似乎仅是“博学多识者也”（《列子·仲尼》），然孔子说：“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礼记·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按《孔丛子·嘉言》的说法，孔子实明确反对“繁辞富说，博而不要”。孔子以为学习、学问的妙处在于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果不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那才是司马迁之父谈公说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虽热心授业传道，但无悟性者他还是不情愿教授的，所谓“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对于能“举一反三”（《述而》）、“闻一得三”（《季氏》）、“闻一知十”（《公冶长》）或“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的学生，孔子向为赞赏，以为此方可“师逸而功倍”（《礼记·学记》）或“孺子可教矣”（《史记·留侯世家》），以为“始可与言诗已矣”（《学而》，《八佾》）或“殆可与言书矣”（《孔丛子·论书》）。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由周至清近三千年的中国教育其基础是诗教，诗教所蕴涵和贯穿的类比思维（比兴）以及对灵性通达的力求，乃汉语思维或汉语言文化思维的一莫大特点。天下之物、事不可胜察胜解，然“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上》），比物俦类，比类取象，推此及彼，举一反三，自可豁然开朗，条理通达。《礼记·学记》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斯可谓大成。”孔子实非仅博学多识而已，乃博而有要，知类通达，广而条贯，金声玉振，是谓“大成”。

用孟子的话来说，学问之道当“深造自得，博学反约”（《孟子·离娄下》）和“言近指远，守约施博”（《孟子·尽心下》）。“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子张》）盖学问之道不“知类通达，强立反本”，也即读书学习庞杂繁芜、破碎零乱而不得要领，陷于偏隅、执于名相，此岂不贻害身性和学问么？所谓“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汉书·艺文志》），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诬也？”（《子张》）

四、慎言敏行，躬践有恒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孔子对德行、操守的重视程度，由此可窥一斑。孔子的学问正是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关注世事人生，强调躬行践履，故他罕言“命”与“仁”（《子罕》）、“性”与“天道”（《公冶长》），主张学问要与生活结合起来，与世事人生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或玄远空疏的学风，甚至毫不客气地说“巧言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