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与行教：重读《论语》

至此，要再进一步追问的话只能是：孔子的人格力量是如何形成的？换一种传统的问法，则是圣人是怎样诞生的？如果我们不满足归之于天命的说法，就只有从历史与人性两个方面去寻找。孔子本人更钟情于传统，以诗书礼乐为教就是明证。道德不是学术，不能从假设开始。但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传统照单全收则是愚笨的。孔子对传统的资源是采取反思而有所“损益”的态度。以仁释礼是体现这种态度思想策略。“仁”最体现孔子思想的创造性，但它也有固有的资源可借鉴，除前面从《左传》所举引之例外，我们再看《国语》的情况：

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国语》卷七晋语一，“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条。）

（子余）对曰：“《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今将婚媾以从秦，受好以爱之，听从以德之，惧其未可也，又何疑焉。”（《国语》卷十晋语四，“文公在狄十二年”条。）

两则对话的具体背景存而不论，表达方式都是试图通过对通行的道德规范的援引来加强见解的正当性。从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到孔子论仁的影子。第一则想到仁者爱人，第二则又可联系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共同之处是背后依据的都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原则，都导向律己惠人的方向。区别则是，上述两例，仍有把它当作手段的考虑，而孔子则以此为行为的原则，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具有道义的力量。也是孔子比前人推进的地方。将心比心或推己及人是人类的关系行为中最普遍的推理模式。为什么会如此？或者其根据何在？我们无法回答。如果一定要回答，那就是人性使然。德性中的许多问题，如善良、宽厚、谦虚、勇敢、坚毅等等，为什么要发扬或提倡，从倡导者或拥有者来看，没有什么理由可说的。但是，如果从选择同伴的眼光来看，这些品质就是被选者吸引人之所在。显然，我们愿意与拥有这类德性的人相处，而不是相反。即使缺乏美德的人，大概也不太可能愿意与邪恶者相处（除了临时的利益勾结外），因为那会失去安全感。几乎每个文明都如此。我们的选择，导致这些品质成为人格中的价值。这种选择如果说不出更高的理由，那就是人性的要求。孔子的魅力在于他多方面揭示，以及表现人格中的美德。在这里，历史与人性是统一的。从孟子到宋明儒家（不论心学、理学），都肯定人性中包括有成圣的基础，这种说法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道理的。说有意义是因为它能起鼓舞人道德完善的作用，说有道理的依据则在于：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未必都拥有（有时甚至还会损害）各种美德，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解什么是基本的美德的能力，至少都对别人拥有的这种品质给予正面的评价。

我们说孔子有人格的感染力，而不说他人格完美。人格没有统一的尺度，说完美往往是指完全没有私心杂念，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中规中矩，这排除性格的丰富性，并不可爱。美德中的性格是多样且可能存在紧张的，故没有人可以同时拥有人性中的所有优点，有这种完美人格的人不是人，是神或圣人。这种圣人其实也是虚构的。“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这也意味着，从人格结构上年，美德的类型不是单一的。孔子有伟大的使命感，但没有自封为圣人，事实上它具有人所固有的各种特点（包括弱点）。《论语》的真实之处就在于它同时也呈现了孔子不那么伟大的一面。他的失败、困顿，他的不安、无可奈何或近乎绝望，他的自负、固执甚至卑微，在《论语》中可说是全幅呈现。所以，不仅招来隐者的嘲讽，有时导致门徒的怀疑。但这一切，同立言、立德的一面结合在一起，才展现出真正的魅力。孔子教学生，虽然赞扬颜渊最多，但对每个人则针对不同性格点拨，没有划一的标准。（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简言之，孔子对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的体验，对古典文化的精华的承受，同言传身教的传道实践，三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只立言与立德，才能立教。［２６］

要理解儒教之“教”的性质，当从研究儒门第一经典《论语》入手。由于它是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为中心的情节记录，所以有丰富的内涵可供解读。孔子思想脱胎于远古深厚的巫史传统，包含着复杂的思想关系。有人从中读出其尊神的宗教情怀，也有人发掘其形上的道德追求。这种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说法，都有它的依据。我们用读故事的眼光来阅读，看到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对话与情节，行为与人格。简言之，展现在眼前的视野，既不高也不深，是古代生活开阔而平实的地平线。高与深是存在的，但不是生活的常态。这样看问题，对象可能显得平凡，这多少会破坏我们关于深刻的想象力。平凡是因为它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之中，但儒家念兹在兹的“教”，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那才是道德生活的意义所在，用经典的话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借老外的说法，则是以“以凡俗为神圣”（TheSecularasSacred）。

２００３年２月８日初稿毕。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５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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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任继愈先生的观点，后来得到李申先生的进一步发挥。参见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

⑵CKYang，ReligioninChineseSocie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andLosAngeles，１９６７，Ｐ２０～２１。

⑶　同上，参阅Ｐ２６～２７。

⑷　杜先生在７０年代便有英文著述CentralityandCommonality：AnEssayonConfucianReligiousness，中译为《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⑸　黄俊杰：《试论儒学的宗教性内涵》，《东亚儒学的新视野》，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８～１０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