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与行教：重读《论语》

⑹　见章太炎在《无神教》、《建立宗教论》等文章中的论述。

⑺　关于“家族类似”与“理想类型”的关系，参见我们在《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张志林、陈少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中所作的讨论。

⑻　参见李申：《“伪问题”与“舶来语”──读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开放时代》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⑼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二册，第４２９页。

⑽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４页。

⑾　同上，第４２页。

⑿　《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据柳宗元的《论语辨》，最后编成者应是曾子的弟子。

⒀　西方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Fingarette）的《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SecularasSacred）也有见于《论语》的言述特点，从当代语言哲学中引伸“言语行为”（speechacts）的理论，对之作以“礼”为中心的解读。

⒁　数据引自杨伯峻：《试论孔子》，《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６页。

⒂　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至38页。

⒃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４３至４４页。

⒄　《论语·公治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表明孔门弟子也接受这类原则。

⒅　皇疏引范甯云：“仁道宏远，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无仁，非奖诱之教，故託云不知也。”转引自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一册，第302页。这是对孔子施教方式的一种体会。

⒆　孔子论管仲，也是儒门的一个公案。下面朱熹、顾炎武的两则不同评论可见一斑：《朱子文集》（《读余隐之尊孟辨》）：“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２１５页。）《日知录》“管仲不死子纠”条：“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⒇　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９页。

［21］王充《论衡·问孔篇》在评论关于子文荐子玉代己而战败是“不知如此，安得为仁？”的说法时说：“智与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为仁之行？五行之道，不相须而成。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礼。子文智蔽于子玉，其仁何毁？”这就是对德性没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的自觉反思。

［2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再版序第２至３页。

［23］参见阎步克：《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乐师与史官》，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

［24］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三册，第８１１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０页。

［26］注意，人格同角色是联系的，孔子的性格可以创造师德，但未必适合一切角色。例如君与师的性格就不能对置。在这一意义上，不存在完美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