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社会的忠实“秘书”
“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秘书”,巴尔扎克如是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呢?巴尔扎克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复杂、社会关系在暴风骤雨中不断发生剧烈演变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巴尔扎克出生的前十年,爆发了法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拿破仑发动的历次战争中度过的。巴尔扎克亲身经历了法国1830年和1848年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他身经三个朝代: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目睹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资产阶级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在各方面显示出了它的进步意义。批判封建专制,主张“天赋人权”,宣扬“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似乎都吻合了“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理想。法国启蒙主义的先进人物,如孟德斯鸠、卢梭,特别是“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狄德罗认为,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就会出现一个普遍幸福和繁荣昌盛的时代。他们无情地批判和谴责封建制度,歌颂人类的理性。他们把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理性的载体,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的王国”。然而,十九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普遍建立,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里掌权后,深刻的社会危机暴露出来了。资产阶级借助广大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反封建的胜利以后,随即就转向了保守反动,“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所憧憬的美好图景在现实中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贫富的悬殊、金钱的罪恶、道德的沦丧,使整个社会充满了“象瘟疫一样的铜臭气氛,遍地都是欺诈和罪恶”;这不但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和分化。
这就是巴尔扎克面临的“历史”,这就是巴尔扎克决心以“书记员”的身份要记录的现实。司汤达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一群资产阶级的“浪子”──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不满于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一群先进的作家──他们重新拿起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人道主义”,转而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以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的腐朽、丑恶为目标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在西欧各国蓬勃兴起。让我们来看一看巴尔扎克立志要描绘的这部“完整的历史”具有怎样的面貌。恩格斯是这样概括的: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理解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即抓住了巴尔扎克作品的灵魂与本质。资产阶级的罪恶发家史。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都成了主宰,在19世纪的法国已不容置疑。巴尔扎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他不是把这一现实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理性的胜利”,而是视之为启蒙主义者那个“理性王国”的破灭。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礼赞而是批判,不是颂扬而是揭露。并不是巴尔扎克有什么成见或情绪,而恰恰是他抓住了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看到这些咄咄逼人的资产者们虽然代表着新的时代,但他们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路途上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留下斑斑血迹。
于是,他用蘸满浓墨的画笔,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法国资产阶级的罪恶、血腥的发家历史的长卷,让我们宛如身临其境地看到一个个“当代英雄”的惊心动魄的表演。
泰伊番,当他出现在《驴皮记》里的时候,已是一位肥硕的银行家了。因为腰缠万贯,使得他高人一等,人们尊重他,法律保护他。他自己很明白财富的威力,他说那是一张“蛮横无礼的特许证件”,你只要是百万富翁,那就自然权力无边。一个人只要有钱,“他是国王,他无所不能,他在一切之上,象所有的阔人一样。从此以后,对他来说,‘在法律面前法兰西人一律平等’这句话,只不过是写在宪章里的一句谎言。他将不用服从法律,倒是法律要服从他。没有为百万富翁准备的断头台,也没有为百万富翁准备的刽子手。”然而,这个目空一切的暴发户的最初的财富来源却是谋杀了两位无辜者的生命换得的,而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小亲密无间的同学和朋友!巴尔扎克在另一部小说《红色旅馆》中,揭露了这个银行家的罪恶而血腥的发迹史。靠杀人越货起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又何止一个泰伊番!巴尔扎克以犀利的笔触一针见血地直指社会根源,他把泰伊番的全部财产比喻为“一滩血”,“他的任何微小的幸福”“都是罪恶的果实”,然而并非只此一家,书中一位律师说:“如果都要盘根问底追问我们财产的来源,我们每个人还能有立足之地吗?”哪一个金融家、政治家的西服上没有污点?哪一个商人、暴发户以正当手段致富?资本如同脏物,资产者形同杀人犯,这就是结论!
不信请看──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告诉我们,一位花粉店的伙计名叫杜·蒂埃的,因为偷情又偷钱,被老实的老板赛查体面地解了围,然而他对掌握自己的阴私的老板始终有股仇恨。他为了使自己发财让老板破产,采取了极端卑鄙的手段。他结识了公证人罗甘,又从罗甘那儿进一步结识法国金融界,对社会上黑吃黑的一套很快学会;借着给罗甘做投机买卖的机会,投机贪污发了财,居然成了银行家,还掌握了罗甘的阴私、控制了赛查的三十万家当。杜·埃蒂变成了赛查实际上的大债主,并且分文未出。杜·埃蒂还不罢休,让赛查出尽丑,以至最后家破人亡。一个小偷就这样“发财致富”了。
《农民》中的一位管家高贝丹,与主人的女仆串通一气,让主人无甚收入,而自己中饱私囊、积攒了不少钱财。有一次,他手脚不干净,当场给逮着了,被赶出了庄园。令人吃惊的是,三年以后,这位无甚颜面的人居然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资产者。他攀了几门高亲,无论在议会、法院和政府中,都有他的亲戚或朋友,他还控制了对巴黎市的木材供应。他与心狠手辣、靠放高利贷和延期付息的方法残酷压榨农民的还俗教士、觊觎他人财产的市长沆瀣一气,干尽坏事,无所不为,无所不能,无往而不胜。
这类描写在《人间喜剧》中比比皆是。巴尔扎克确实对现实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他不但深刻地描写了一个个资产者的罪恶发家史,而且通过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典型形象,把资产阶级由原始积累时期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整个发展过程,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艺术地再现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演变与发展,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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