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运用多种诗歌体式的杰出成就

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古代小说便展示出“文备众体”的特征，即在以散行文字叙述事情、塑造形象的同时，又加进诗、词、曲、赋等多种文学样式，使小说的语言形式丰富多彩。其中以诗体入小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更是如此，如《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觉世名言》、《萤窗异草》等等作品之中都含有大量的诗歌，使作品生色不少。不过比较而言，在众多引入诗体的小说中，《红楼梦》一书中的诗歌成就更为杰出。本文不打算对其成就作全面的论述，而只对其广泛运用多种诗歌体制形式的成就作一些探讨。

《红楼梦》一书中的诗歌，从体制上看极为广泛：古体有四言古、七言古、乐府、骚体等等，近体有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七言律、排律等等；一部小说之中，包含了这么多的诗体，本已超出群类，而事实上又各体兼工，皆有可称道之处，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红楼梦》一书中所含的古体诗，以四言古诗体制最为古老，它形成于商周时代，以《诗经》为其代表，此后虽然作者不乏，但成就卓著者甚少，只有曹操、曹植、嵇康、陶渊明以及唐人李白之作较为可观。但在这些人之后便“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章太炎《国故论衡》）。为什么呢？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阐述了这种诗体的衰落原由，认为四言体“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焉。”意思是四言语句短促，常常是拉长了篇幅但意蕴却很单薄，因此人们不愿采用。明人胡应麟也说“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诗薮》）不便于表情达意。因而唐宋以来作四言诗的人就更少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不仅含有大量诗歌，而且还有几首四言诗，如第２２回的《参禅诗》：“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春灯谜》其三：“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其九：“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就传统的四言诗来说，商周之作“典则淳深”，篇章简古；春秋战国之时，尤其是屈原之作，“文藻钜丽”，“体制宏深”，又“寄兴超远”；此后“汉多主格，魏多主词”，曹操既有“气概横放”之处，又有“规模宏远”之态；曹植“间有稚语，而典则雅驯”；晋诸作者“繁靡板垛，无论古调”；唐人李白虽然声称“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但所作四言也“非《雅》、《颂》之谓也。”（胡应麟《诗薮》）所以《诗经》和曹氏父子的四言诗，在中国诗史上确实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平心而论，《红楼梦》中的这几首四言诗本不足以同《诗经》和曹氏父子的四言相提并论，但也自有其可观之处：上举第一首虽然写的是参究禅理，内容并不新奇，但下笔遣词倒还轻松自在，特别是加上后补的两句之后，还颇有些禅味，不失为本色之作；第二首措词看似质而不文，但却非常切合贾政这一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体现其“端方”、“敦厚”的人品；模拟小说中人物作诗而能诗如其人，决非等闲之作；第三首是后人据《古镜谜》补进去的，做得比较巧，续补者又借小说中看灯谜的贾政之口夸赞道：“好，好！如猜镜子，妙极！”但本诗前二句和后二句皆化自《孟子·万章上》，而宝玉本来对“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见七十三回），此处怎么会得心应手，很轻松地化其文句制成灯谜呢？所以后人增补之作难与曹雪芹之作相比。

七言古诗在《红楼梦》中占的比重更大一些，成就也更高一些。其实，七言古诗一般又叫歌行，“歌者，曲调之总名，原于上古；行者，歌中之一体”，①里边有以七言为主，又杂以非七言的句子；有纯用七言的。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的起自汉之“柏梁”体，此后曹丕之《燕歌行》等就是此类体制。从唐人开始以七言长短句为歌行，当然主体必为七言，同时全用七言的七古也十分流行。从中国诗歌史上考察，这种诗体到李白、杜甫之手，可以说达到了极致。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明确指出：“李杜歌行，虽沉郁逸沉宕不同，然皆才大气雄，”“有能总统为一，实宇宙之极观。第恐造物生材，无此全胜。近时作者，间能俱两公之体，至熔二子之长，则未睹也。”以实言之，七言古诗从唐至今确实没有入李杜之藩篱的，其中李商隐、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人不失为七古高手，但同李杜相比终究逊色；《红楼梦》中的七言古诗虽不及李杜之作，但在清代诗坛，乃至于整个诗史上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其突出点是内容与诗体相称，当行本色，亦叙亦咏，既蕴藉风流，又腾挪自然，转换灵便，极尽飘逸洒脱之致。在这方面，《葬花吟》最有代表性。不能否认，本诗在遣词命意方面受到唐朝诗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和明代诗人唐寅《花下酌酒歌》、《一年歌》、《和沈石田落花诗》等作品的影响，但更突出的是作者独造之功。如诗中哀惋凄恻、如泣如诉的笔致，以花比人，借花自喻，既不离于物，又不泥于物的手法；词无不达，意无不举，淋漓尽致的艺术才力岂是邯郸学步者所能为？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谈到七言歌行的创作难度时指出：“诗五言古、七言律至难外，则五言长律、七言长歌。非博大雄深，横逸浩瀚之才，鲜克辨此。盖歌行不难于师匠，而难于赋授；不难于挥洒，而难于蕴藉；不难于气概，而难于神情；不难于音节，而难于步骤；不难于胸腹，而难于首尾。……学者务须寻其本色，即千言巨什，亦不使有一字离去，乃为善耳。”本诗赋授、蕴藉、步骤、首尾都臻至佳境，尤其情致一点，更哀沁心脾，令人一唱三叹。甲戌本中有批语说：“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作者同时人明义在《题〈红楼梦〉》组诗中有“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之句，也表现出被此诗情致深深打动的情状，可见本诗感人之深。王国维指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②《葬花吟》一诗足以当此语。

《红楼梦》中七言歌行的创作达到如此高超的地步，不是偶然的，除了诗人非凡的艺术才力之外，识诗歌之体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简而言之，主要是作者十分清楚什么样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形式。如小说第七十八回中，贾政命贾兰、贾环、贾宝玉三个各作一首凭吊将军林四娘的诗。林四娘为恒王姬妾，既有姿色，又精武艺，人称“姽婳将军”，“黄巾”、“赤眉”起义之时，恒王因轻敌而战败被杀，在百官皆欲献城投降的情况下，林四娘出城杀敌，不敌而死。此类题材具有较为复杂的情节和戏剧性，用近体绝句或律诗来表现不易恳切，所以作者借宝玉之口说：“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竟是长篇一首，方能恳切。”接下来又借众人之口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见解：“我说他立意不同！每一题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时，须度其身量。这题目名曰《姽婳词》，且既有了序，此必是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拟温八叉《击瓯歌》，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由于作者识诗之体要，所以其七言歌行《姽婳词》也写得相当出色。其他如《好了歌》、《桃花行》等也都比较可观，表明《红楼梦》作者在七言歌行上的杰出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