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志术
排座论次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水浒》之石碣、《封神演义》之“封神榜”、《儒林外史》之“幽榜”至《红楼梦》的“情榜”，都显示了深刻的结构意义和人文内涵。据脂评可知，《红楼梦》原先构思结尾的“警幻情榜”，因曹雪芹未及完篇而逝，我们无缘得窥其本来面目了。但第５回的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判词、判曲所体现出来的入选和序次标准与原则，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曹雪芹思想及创作心态与《红楼梦》的理解和体认。
一
现在学术界所公认的“十二金钗”即“金陵十二钗正册”分别是：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风、巧姐、李纨、秦可卿。为什么称之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仙子解释为她们是处于“紧要者位置”的“十二冠首女子”。相对于宝玉而言，贵省即金陵，作为贾府原籍的金陵就无疑成为贾府的代名词。再看“冠首”，却有点蹊跷。冠首何指？才耶？貌耶？识耶？性（格）耶？黛、钗、湘表现的多是诗才，尤以黛玉为著，几乎把爱情和做诗当成了生活的全部；钗、探虽有理家之才，但绝对比不上凤姐之“协理”，可卿之才似乎体现在托梦时筹画将来衰时的世业上；迎、惜则诗才平平。貌则大抵是燕瘦环肥，姣花纤柳，各有千秋。论识，探春是大观园中惟一清醒者。从性格而言，宝钗有如大观园的“礼仪小姐”，极会做人；如果说黛玉一生只是在恋爱，那么她一生只是在做人。从情性而言，史湘云天真烂漫，犹如“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上的一抹彩霞；黛玉则是“情”的化身，一生眼泪都流（或还）给了宝玉。通过这样一番简略考察，我们发现“贵省冠首十二女子”并不能清楚、确切地概括“十二金钗”的身份特征。正是如此，“十二金钗”很早就受到红学家周春的质疑。他认为，“三姑娘（探春）境遇最好，非但诗笔独佳，所以不在十二钗之列”，鸳鸯“贞义节烈，焉得不列乎十二钗”⑴。从而于“十二金钗”中挤出探春，加进史太君和鸳鸯。事实上，此乃周春错估了探春的悲剧价值，又破坏了自己前述“案婢女贱流，例入又副册”的入选标准。
笔者认为：“十二金钗”的入选，首先应是《红楼梦》悲剧人物代表，具有悲剧典型性。她们各有其悲剧性价值，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和深化了封建末世“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美丑同归”、“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整体悲剧。
金陵十二钗正册的簿册置放于太虚幻境的“薄命司”内，即充分说明了最有资格进入“薄命司”的应是悲剧性代表人物，以致近人近之在《小说丛话》中认为：“所谓十二金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他虽将人物典型简单归类于一种情感类型，有牵强之处，但亦深刻地指明了“十二金钗”的悲剧性质。
作为叛逆者的宝黛爱情“只能是岩石重压下的激流，浓云包围中的冷月”⑵，与封建礼教有着冲突的实质内容而无明显的表面形式，深刻地显示了它的悲剧性，宝黛爱情注定要以悲剧终结。但封建制度也无法给它的忠诚拥护者、恪守者、闺范的完美者宝钗一个较好的结局，她虽然取得了“宝二奶奶”的地位，却永远得不到宝玉的那颗心，而且在宝玉“悬崖撒手”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青春守寡的不幸命运。元春身为极其尊荣的贵妃，在繁华热闹的省亲中却“满眼垂泪”，“呜咽对泣”，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比终日流泪的黛玉还要早离人世，归于薄命司，很容易令人想起皇权天恩背后的宫廷黑暗和残酷倾轧。“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既有“补天”之志，又有“补天”之才，协理家政，却是枉费心机，最后远嫁海隅，如筝漂泊，表明豪门家族已到了分崩离析、骨肉飘零的地步。在大观园青春少女中最具豪秀的史湘云，“幼年坎坷”，待到“厮配得才貌仙郎”，可是很快“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揭示了她的悲剧更是命运悲剧。带发修行的妙玉，最后遭劫被卖，“风尘肮脏违心愿”，深刻地揭示了佛门净地也不是封建末世的避难所。等到迎春误嫁“中山狼”，“侯门艳质同蒲柳”，说明豪门大族已到骨肉无保的地步。洁身自好的惜春，远害全身，自甘“青灯缁衣”的凄苦生涯，“将韶华打灭”，求得永远的清静自保，只能是一场梦。王熙凤既有卓越的理家才干，又极其贪婪阴毒，作为封建礼法的维护者和破坏者，害人的同时又“误了卿卿性命”，直接地代表了封建制度的没落和灭亡。巧姐从公府千金被奸娘舅卖入娼寮，获救后沦为荒村野店的纺织穷妇，既揭示了封建家族崩溃的命运，又揭露了封建宗法关系的虚伪。李纨青春守寡，待到富贵后却“黄泉路近”，显示了封建礼教腐蚀青春、生命的本质。“擅风情、秉月貌”“主淫”的秦可卿，悬梁自尽，表明了封建贵族的荒淫和堕落。就这样，“题只十二钗，却无人不有，无事不备”①，深刻地表明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不合理已到了一个应当被整体否定的程度。
其次，“十二金钗”的入选亦强调了其出身和门第。正如众多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正册入主子，副册入妾，又副册入丫环，曹雪芹虽然在“薄命司”里给予了丫环等下等女性一席地位，有其进步意义，但确实无可否认门第、出身在入选资格等级上的重要作用。二知道人在《红梦楼说稿》中从籍贯入手，也揭示了出身门第的重要性。他认为：“黛玉苏产，袭人北人也，非金陵而亦列于十二钗中，盖以所主者言。所主者谁？贾宝玉也。”王伯沆于“林家是四代封袭”后批云“序家世甚郑重”，更是明确点出了这一点。“十二金钗”全是与贾府有关联的人物。贾府的侯门千金（指元、迎、探、惜、巧姐）和媳妇们（李纨、宝钗、熙凤、秦可卿）毋庸再论，史湘云是“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史家小姐，又与贾府“联络有亲”，也不必说，林黛玉乃贾母之外甥女，虽然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但因贾母之宠爱，大家都“上去了”，在贾府仍然处于较高地位。在“十二金钗”中，惟有妙玉是地道的“外来户”，因元春省亲而被贾府“礼聘”入园，但我们也知道她出于官宦之家，从她茶具的成套和珍贵来看，妙玉家庭自有炫赫的昔日，只是书中未明说罢了。巧姐形象在文中很模糊，这与书中对她描写太少有关（或许在后四十回中曹氏将对她大加描写），她之入选恐怕与出身大有关系了。另外，对可卿这样一个从育婴堂抱来、道德沦丧的人物入选十二钗，不能不说是沾了贾府媳妇的光。如果正如俞平伯先生所“疑”的那样，十二钗副册亦有可能收入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等贾府姻亲⑶（第５７０页），那么，更说明了“十二金钗”对人物出身和门第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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