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命司”中又一魂

张毕来《漫说红楼》）这个“对象恰当”，即是指跟一个相对好一些的男主子，也就是莺儿所谓的“有造化”的人。而就是这个如此卑微屈辱的要求，也不得由她们作主，而只能随着她们所服侍的主子的婚事而定。正是这种限制，致使丫环们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中，用尽种种方法，以帮助主子寻觅一个好对象的方式来替自己找到一个好主子。五十七回中曾写到黛玉的丫环紫鹃为帮助小姐“情辞试莽玉”，其中除了蕴含的“主仆友谊”、“效忠心理”之外，未必然就没有一点为自己找到这个“知情知义”的好主子的打算。莺儿的心情亦应如此。她的可能当妾的命运，从三十五回中贾宝玉那句“消受你们主儿两个”的戏言中即可看出。况且，莺儿身处薛家，亲眼看到香菱在一个粗俗荒淫的男子践踏之下的痛苦生活的，要“觅一个好主子”的想法应更为急切。而在她的生活范围内，只有贾宝玉是唯一的理想对象。为小姐同时也是为自己，莺儿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去争取了。

在这里，我们还应探讨曹雪芹塑造莺儿这一形象的主观创作意图。在《红楼梦》中，作者往往采取一种“以奴衬主”、“主奴互衬”，烘云托月而加深人物性格色彩的表现手法。正如林黛玉的丫头紫鹃被处理为遁入空门以全黛玉之高洁那样，莺儿作为标准的封建淑女薛宝钗形象的陪衬和补充，她的言谈行事，思想感情都只能是与其主子完全合拍而绝不抵牾的。因此，她随同她的主子走上那条效忠于封建制度，并最终为这个制度所彻底毁灭的道路，当是毫不奇怪的事了。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了解了莺儿的性格内涵。无论是行为现实还是行为动机，她都始终是站在一个女奴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在她的身上，既缺乏鸳鸯那种“三媒六证地娶做大老婆也不稀罕”的志气，更没有晴雯那种“谁又比谁高贵些”的独立的人格意识。她的温婉驯顺，更多的相似于花袭人。但是，我们也决不能据此就简单地将她划入反面的“奴才”一类。同那个上窜下跳，摇尾乞恩，一得到“准姨娘”的许诺就对统治者感激涕零，甚至不惜践踏同辈中人的“花点子叭儿狗”相比，她还更多的保有着劳动少女的纯真。而且她最终也没能象花袭人那样升为小康人家的“奶奶”而始终是一个奴隶。所以，要解决前面所提到的莺儿的归属问题，我们就只能这样来确定她形象的基本内涵：她是一个中毒较深而尚未觉悟的女奴。在《红楼梦》中被压迫阶级少女的形象体系中，她是一个体现了她生活的那个环境“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真实的人物。她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她的思想局限是那个根子扎在农民阶级中，身子附在地主阶级上，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具备两个阶级一些属性的奴仆阶级所特有的思想局限。我们在平儿、秋纹、麝月等人身上，都不难看出她的影子来。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基本上属于背景人物的丫头才能在“纸上活现”，产生其现有的艺术魅力。

三

伟大的作品没有配角，每一个人物都是为着完成作家特定创作意图，为着从不同侧面深化主题而出现的。因而，必然有其独特的思想认识意义，莺儿形象也莫能例外。首先，莺儿将做妾看成一条较好的求生之路，并积极为之努力的心理，充分反映了封建主义对劳动人民进行身心摧残的罪恶，是人性在封建制度重压下的一种扭曲和变形。

所谓人性，就是人的正常发展的本性。“人性是向上的，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与要求满足美好的欲望的”。（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男女相悦而结合，要求忠贞不渝的爱情，正是这种“向上”的人性的具体表现之一。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之正常发展，遭受到无理的压抑与扼杀，因而在有些时候，这种发展会采取畸形和变态的形式而表现着。”（同上）莺儿安于做妾的心理，实际上正是人的本性在封建奴婢制度和一夫多妻婚姻制度的双重压迫下的一种扭曲和变形。因为这种心理的产生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毫无人身权利的女奴以及封建妾媵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的。由于“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所以一夫多妻制是建立在封建奴婢制度基础上的。在这个制度下，受害最深的是那些作妾的女奴们。按理，当莺儿听到贾宝玉说到她将来可能作妾的话语时，至少亦应有些酸楚之意，而她却是满心欢喜的默认了。在她心目中，似乎从未有过司棋那种“一个女人嫁一个男人”的质朴的婚姻观念以及“性爱是排他的”要求专一的正常感情。在她看来，由她的小姐带着她到一个“有造化”的人家，分给她一杯半盏性结合的残羹，大概是最天经地义，合理合情的事了。由此联想到香菱盼望薛蟠的正室夫人过门的急切之态，不禁使人为这些少女心灵的麻木而感到可悲可叹！“自古少女多怀春”，而对这些丫环说来，两性结合这个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生命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仅仅蜕化为一种求生存的手段了。她们的人权和人格意识，早已随着自身卑贱的奴隶身份而荡然无存。“一切专制主义的根本特性就是压迫人，侮辱人，贬低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白盾《论红楼梦的悲剧美与艺术风格美》）莺儿们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对被压迫阶级少女进行身心摧残的罪行，从而激起人们对这种万恶制度的强烈愤恨。

其次，莺儿以其终被黑暗社会吞噬，与反抗者殊途同归的严酷事实，从另一侧面展示了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罪恶和不可救药的没落趋势，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的罪恶和腐朽没落趋势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恩格斯《反杜林论》）《红楼梦》一书的反封建主题，在一定意义上是通过大观园内外一大群青年妇女的悲剧来表现的。而莺儿在年轻女奴的形象体系中，则正是以她独特的悲惨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严酷和那一社会行将灭亡的趋势。

在大致相同的生活环境内，同一阶层的人却有可能由于各种具体原因产生明显的分化和歧异。《红楼梦》中的女奴们，同是面临“终身着落”，刚烈的鸳鸯和司棋，敢于蔑视主子的权威，不惜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莺儿、袭人等却是委曲求全，消极地去适应那种致人不幸的压迫，二者差异何啻天壤！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反抗者固然惨遭镇压，顺从者却也同样逃不脱被毁灭的命运！莺儿的结局，作者借领悟了“天机”后的贾宝玉说出端倪──尽心服侍薛宝钗，跟着她在“槁木死灰”般的生活里熬一辈子。按照高鹗的安排，如果真有“兰桂齐芳”的那一天，宝二奶奶也许还有一线“母以子贵”的希望。而莺丫头呢，却只能在那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服侍别人一辈子。惜哉！莺儿本想以走“半个主子”之路来摆脱做奴隶的命运，而她驯服地顺从的那个社会却反使她陷入永做奴隶的境地。人物的悲剧结局，是人物性格与环境矛盾冲突的结果。莺儿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她错误地将她托附于那个压迫她，制造她不幸的阶级和社会，从而必将随着那个阶级和社会的衰落而走向毁灭。她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一个严酷现实与真理──奴隶们决不能对那个压迫自己的社会抱有任何幻想，只有起来推翻那个吃人的社会，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一点，大概是怀着“补天”思想的曹雪芹所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