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命司”中又一魂

贾府（也是薛、王等府）的统治者历来就让公子小姐身边的大丫环们在生活上一定程度的“小姐化”。莺儿长期生活在“珍珠如土金如铁”的世代皇商之家，生活的优裕是自不待言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应是使莺儿思想感情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此外，从莺儿本人的主观方面来看，她也同大观园内所有的奴仆一样，具有她那个阶层特有的软弱性。在经济上，她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只能靠替主子家劳动效忠吃饭；在政治上，她除家人亲戚外，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因而，她的思想意识就只能象张毕来先生论证大观园内一般大丫环们分化时所指凊？的那样：“由于阶级本性使然，对于主子那种奢侈生活以及种种恶行是看不惯的，甚至抱着反感。但是，被实际生活需要所规定，她们又往往跟着主子走，她们替主子办事，也就替主子着想，为主子辩护。”（张毕来《漫说红楼》）

在明了莺儿“效忠”的主客观原因之后，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莺儿是怎样一步步被逐渐奴化的？这个问题在大观园内被分化腐蚀的奴婢当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再复同志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一文中说过，要知道勇敢和强劲，就必须了解它们自身的内在矛盾，“即勇敢在于战胜恐怖，强劲在于排除障碍。”我们探讨莺儿性格中奴性是怎样成为主导面的目的亦同于此。由于作品中有关莺儿描写的篇幅所限，我们不能直接看到她被奴化的过程。然而，通过二十回中那场赌钱风波，我们却可以粗略窥视到她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贾环赌钱赖帐，莺儿不服，立即招来宝钗的弹压：“越大越没有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莺儿满心委曲，嘴里嘟哝着：“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瞧不起！”接着，又说了一大通赞扬同为“爷们”的宝玉如何如何大方的话，招得宝钗又骂她。这场小小的风波，对于一向温婉顺主的莺儿来说，也算是一次难得的“反抗”吧！但就是这么一点微弱的火花，也立即被薛宝钗扑灭了。不过，细心的读者却可以从中至少看出两个问题来：

从薛宝钗“弹压”莺儿的内容来看，是用封建“主尊奴卑”的等级观念来代替现实生活中的客观是非标准。而这正是贾府统治者对奴隶施行奴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按照他们的逻辑，身份卑微的丫头小子是失去品德、人格的“猫儿狗儿”（凤姐语），主子有错，是奴才的教唆；主奴发生冲突，更是奴婢的罪过。总之，主子爷们是高尚的，丫头小子是低贱的，这就是薛宝钗所说的“规矩”！不难想见，在长期的镇压奴隶反抗的过程中，统治者正是使用这个法宝，在奴隶们的心灵上刻下了耻辱的标记，使他们在不自觉中渐渐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意识和尊严感。

从莺儿“反抗”的内容来看，她此时则正处于被奴化的“中点”。情急之中，她敢于不因贾环是“爷们”而据理力争，说明她思想上还留有劳动阶级质朴的是非观念。遗憾的是，她此时的反抗已经带有被奴化的痕迹了，因为她也正是用“爷们”能否这样做来进行评判的啊！从事物纵向发展的因果关系来看，这个痕迹可能正是她以前无数次“反抗”失败的结果。也同样不难想见，正是在一次次类似的事件中，莺儿质朴的是非观念和独立的人格意识逐渐为封建正统思想所代替，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忠仆”形象。

导致莺儿“助薛”的第二个动机是产生于丫环和小姐这一特殊对立之间的“主仆恩义”或“主仆情谊”因素。张毕来先生在《漫说红楼》中曾肯定过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在丫环和小姐之间发生近似友谊的感情”，“也并非作者凭空捏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里边有一种相当深远的历史原因。”因为自有阶级的社会以来，伴随着阶级压迫而来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种压迫伴随着奴隶制度产生，到封建社会，则进一步加深并法律化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紧紧捆住了妇女的手脚，逐渐褫夺了她们的基本人权和独立的人格意识。因此，基于遭受男子压迫这一劅？同的命运，丫环和小姐之间往往容易产生“同病相怜”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常常在小姐争取自己婚姻主动权时体现出来。这是因为封建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是建立在蹂躏所有女性的基础之上的。在封建婚姻中，往往小姐做妻，丫环为妾，主仆同样都得不到忠贞的爱情。（当然，丫环还要遭受更多的痛苦）。所以，找一个有情有义的丈夫或主子，应是小姐和丫环的共同愿望。再者，由于妇女本身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她们的一切都完全以婚配的男子为转移，因而，青年妇女对婚配对象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对自己今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所以，就是平时最驯顺守礼的小姐（比如薛宝钗之类），也常常要不同程度的为争取自主婚姻作出努力的。而当她们需要向自己所中意的男子表露心迹时，就往往会发觉，身边那同为女子的丫环就是最好的助手。《西厢记》不就是最好的例证么！莺儿与薛宝钗之间，当然也不乏这种感情因素。

此外，仅就小姐和丫环这一特定的主仆关系而言，也还存在着其它一些感情因素。小姐作为一个未出阁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在长期与世隔绝的闺居生活中，沾染的封建恶习比男子要相对少一些；同时，又由于丫环是她们寂寥的幽闺生活的主要伴侣，所以她们对丫环的压迫也就会相对小一些，从而使她们与丫环之间有可能产生一种近似友谊的感情。《红楼梦》在这方面已不乏描写。薛宝钗素以善络人心著称，对莺儿进行小恩小惠的拉拢，当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也必须严肃地指出，丫环和小姐之间产生的那种近似友谊的感情，毕竟只是“近似”而已。因为男女之间的对立，终究敌不过那个更尖锐、更本质的阶级对立。我们上述分析，是在不涉及阶级对立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小姐和丫环之间阶级对立的本质就会显现出来，所谓的“主仆友谊”亦就消失殆尽。就拿二十回中的赌钱风波来说吧，宝钗可以让贾环和莺儿们赌钱玩耍，似乎毫无阶级偏见。然而当冲突发生之后，她却一再“弹压”朝夕相处的莺儿，去维护自己并不喜欢的贾环。由此可见，在维护阶级利益的问题上，就连一贯“装拙守愚”的宝姑娘也是半点也不肯含糊的。所以，我们在分析莺儿“助薛”动机中的“主仆友谊”时，决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在她们主仆间起着决定作用的阶级关系。由于在贵族小姐的婚姻中，小姐和陪嫁丫环往往为同一男子所占有，这就涉及到莺儿“助薛”的第三个行为动机，即“助薛”是在一种万不得已的处境中，希望过稍好一点的生活的一种可怜追求。莺儿的心灵虽然被奴化腐蚀了，但作为一个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女子，她还是要考虑自己的“终身着落”的。然而，在那自己主子都尚且不能作主婚姻的社会里，一个奴才丫头岂能奢望配一如意郎君？司棋敢于自由恋爱而被迫自杀身死，就是摆在丫头们眼前的一个血淋淋的警告。因此，驯服温顺的莺儿的“终身”，也就只能在主子指定的“配小子”、“卖出去”、“当通房大丫头”这三条路中选择了。“配小子”，无非是在被继续奴役的同时，和一个主子指定的奴隶共同充当繁殖“家生子儿”的工具；“卖出去”，生死祸福难料，一般都是作为惩罚的一种形式。所以，能为她接受的，似乎就只有充当“通房大丫头”这一条路了。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条悲惨的害己之路！丫环做了妾，名曰“半个主子”，实则奴隶身份不变。所不同的，只是在继续服侍主人的同时，还得忍受男主子性的蹂躏，女主子妒的责难。这早已有香菱、平儿惨遭荼毒的生活为证。自然，也有人坚决抵制过这条路，如那“不要命”的司棋，“不嫁人”的鸳鸯。但是，对相当数量的大丫环们说来，这条表面上具有若干好处的路却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欺骗性。“她们似乎都认为，只要对象恰当，当小老婆就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