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自来《红楼梦》的评点家批注家，一般也袭用“意淫”二字来说明贾宝玉的特征性格，但已与上引警幻仙姑所解说的词义完全相背，而是用了作者再三驳斥的世俗之见，按照字面望文生义来作理解的。

庚辰本脂批有两段说的比较老实。例如第十九回批贾宝玉对袭人说话一段：“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老实承认对这个新的性格不理解，但认为是“今古未有之一人”，或“今古未见之人”；这倒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说明。

有位署名“读花人”的，在光绪十四年版《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上面作有人物论赞，对书中人物的理解，我以为高出任何评点家；其中《贾宝玉赞》说：“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我故曰：宝玉圣之情者也。”

这里正面说明的，用来诠释上引警幻仙姑说的话，我想倒还比较中肯些。这所说的“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不只是男女关系的“情”，而是一种广义的“情”，即“人情”；这是长期封建主义社会秩序所压制的东西；当时进步的思想家特意提出来加以鼓吹，并且用以反对“理”、批判“理”的，也就是这东西；用我们今日的话说，就是要求“个性解放”，要求“人性自由”，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民主主义精神。

贾宝玉典型形象的特征是复杂多端的，但是民主主义却无疑是它的主要内容。

有人怀疑贾宝玉性格中民主主义精神的来头。他们说：在那种“富贵温柔之乡”的生活环境里，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进步思想？

有人否认贾宝玉性格反映了当时历史与社会的新的内容。他们说：贾宝玉性格的民主性内容，不过是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内优良传统的因素，其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也有人承认贾宝玉性格含有新的现实内容。但又觉得贾宝玉成天关在大观园里，现实社会可能给他的影响很遥远，难于指明；因此还是只好过分地去强调我国古代进步文化传统对他性格所起的作用。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想提出下面几点意思：

封建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并不是各有一个自己的天地，彼此隔离着，互不相关。因此，贾宝玉固然生活在封建统治阶级社会里，生活在“富贵温柔之乡”的大观园里，但是我们不能以为他的生活环境就和人民的“现实社会”截然划开，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可脱离实际生活，把“阶级矛盾”的概念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只有像《水浒传》所描写的斗争才是阶级矛盾；在贾宝玉的生活里就没有阶级矛盾，而贾宝玉所受的压迫、所参与的斗争就与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无关。

我们也不可脱离实际生活，把“人民”或“市民”的概念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只有像住在村庄里的“二丫头”之类才是人民（事实上住在农村里的也不一定就是劳动人民），以为只有城市手工业者、织造工匠才是市民；贾宝玉的生活环境里就没有人民或市民。

从书中的具体描写看，贾宝玉的生活环境里存在着两个矛盾对立的世界，这是很清楚的。贾宝玉认识这两相鲜明映照、尖锐对比着的世界，他以分明的爱憎态度和感情，背叛了自己出身的本阶级，站到处在被压迫地位的一边去；并且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和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人们的幸福问题完全连结起来：由此，从他丰富的阅历和苦痛经验中，逐步发展了和巩固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我们也清楚的看出来，给予他的思想性格以积极影响，使他的民主主义精神得以萌生与成长的，主要就是他生活上密切接近、精神上倾心亲爱的居于被压迫地位的众多男女青年们──首先是那些境遇悲苦、资质优美的女孩子们。她们和他们的具体境遇与精神世界以及在生活中所体现的迫切要求，不断地启发着他、薰陶着他；他在切身问题上所作的热情追求、所受的严重压迫，不断地教导着他、锻炼着他：由此，凭他敏锐的体察和很好的文化知识的修养，经过融合与提高，就使他性格中的民主主义精神日见深入巩固起来。贾宝玉的生活环境正是当时封建主义统治下整个现实社会重要的剖面和缩影；这个环境里极其复杂错综的斗争冲突的主要环节，正是当时整个现实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反映。为贾宝玉所倾心亲爱，从而对他的性格给予了积极影响的那众多男女青年们──主要是女孩子们，实质上正就体现了当时人民或市民的历史处境与时代要求；而且，她们和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自身正就是人民或市民。

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发展起了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现实的条件与因素；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他才有可能接受并进一步发扬古来优良文化传统的影响。一味地或过分地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不止不符合作品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是违背事理的。

假如贾宝玉只接受了优良文化传统的影响，他的性格自必不会有什么新的内容；那么，就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物说，恐怕也就只能像书中第二回贾雨村所说的，不过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之类。可是这样的人物或典型，贾雨村也已具体指明，在我国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为人所熟知；我们从贾宝玉形象的特征内容看，从作者的处理态度看，从作者和他同代人的理解情况看，可以知道事实远不是如此的。

看不到或忽视了产生贾宝玉性格的社会现实的根由，也就不能认识贾宝玉性格的新的内容。如前文所阐明的，从贾宝玉形象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楚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或雏型；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我国封建社会内要是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要是当时生产关系在原有的社会基础之上没有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那就不仅不可能出现贾宝玉这样的典型形象，首先应该是不可能出现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形态的典型环境、那样形态的人与人间矛盾对立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不可能出现那样种种不同典型的具有光彩耀人的内心精神的女子们。贾宝玉形象的特征所反映的矛盾和限制，也是复杂多端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当然应该归于没落阶级的属性，比如那些感伤主义和虚无主义成分。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是它的矛盾和限制的主要根源。在当时历史阶段，封建主义制度虽然早巳到了衰朽不堪、濒于最后崩溃的地步，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曾有长久孕育的历史，但后者仍然远没有脱离前者的社会基础而独立。史实告诉我们，当时各种工矿实业、国内外商业和银钱业，随着经济的恢复，开始有了显著的成长。可是这些新的经济因素，都是掌握在封建主义统治者之手；资金所有者和官僚、地主紧密地结合着，成为“三位一体”的社会统治势力。于是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和衰朽的封建主义势力之间，一面抵触着，一面却又依存着。在这种形势下面，生活处境最感苦痛的，首先是被迫脱离了土地、脱离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的广大城乡被压迫人民；他们迫切要求巨大的变革，但又困在黑暗的现实中，看不到自己的斗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