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红楼梦》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同志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离开对具体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的分析，就不能正确地评价任何文艺作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杰出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的创作，就必须密切地注视它同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之间存在的十分密切的关系。

曹雪芹的《红楼梦》，产生在我国封建社会行将崩溃，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发展的时代。作者的一生，经历了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当时，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思想领域的新旧斗争，都非常激烈，非常尖锐。这三朝的政治风云，对曹雪芹的贵族家世、思想变化和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康、雍、乾三朝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当时皇室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特别是雍正夺位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与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有着直接的关系。认真研读曹雪芹的原作、脂砚斋的批语和故宫保存的有关清代档案，学一点清史，了解一些《红楼梦》写作的社会环境和反映的政治背景，有助于正确理解、评价这部政治历史小说。

一

乾隆二十二年秋天，正当曹雪芹贫居香山写作《红楼梦》的时候，他的好友敦诚从远方寄诗述怀。其中有这样几句：“嗟君或亦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这些诗句，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变代和文学创作，作了艺术的概括。

曹家先世的受宠得势，是同康熙一朝相始终的。到雍正手里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为什么会使曹家彻底败落下来？追根溯源，不能不从康熙同曹家的特殊关系谈起。

曹雪芹的祖先是汉人。自从他的始祖被俘为奴，曹家便入了旗籍，世代作满洲贵族的家务奴隶（满语叫“包衣”），隶属于正白旗。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当过康熙的奶妈。由于这层特殊的关系，康熙信用曹家祖孙三辈四个人，连任江南织造官达六十年之久。曹家在秦淮河畔度过的六十年，可以用两句诗来形容，就是：“风月楝亭无俗客，繁华玉蕊领芳春。”⑴这种极“风月繁华之盛”的贵族生活，是曹雪芹后来经过盛衰际遇发生思想转变的前提，也为他培育文学才能和积累生活素材提供了方便。这在客观上，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曹家为了报答“天恩”，不惜搜刮民膏，动用国库，无尽无休地供奉皇帝和皇室，操办康熙南巡的接驾盛典。主子信用奴才，奴才效忠主子，康熙和曹家，结下了难分难解的主奴关系。

只是，康熙的“南巡盛典”，既为曹家造成了风月繁华之盛，也给他们伏下了家破人亡之祸。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有才干的封建皇帝。他在统一中国，抗击沙俄侵略等方面是有重在贡献的，康熙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封建统治，不仅十分重视农业产和水利建设，也注意笼络江南遗民和文人的工作。他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曾经六次“南巡”，就是为了考察江南的吏治民情，做明朝遗民的工作，以巩固清王朝在南方的统治。此外，自然也有“赏玩”“景物雅趣、川泽秀丽”之意。

康熙后四次南巡，都以曹寅的江南织造府为行宫。这就是《红楼梦》里江南甄家“接驾四次”的历史背景，曹寅有时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任所在扬州，那里也建了行宫接过驾。“东南繁华扬州起”。孔尚任描写当时扬州普通官员花天酒地的豪华生活，就令人昨舌：“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不用说，康熙皇帝带着皇太后、皇太子、诸皇子、众随从来游玩，那“吃人”的“盛席华筵”，自然得“千里搭长棚”了！当年身临其境，目击盛况的封建官僚张符骧，写了《竹西词》、《后竹西词》，对扬州接驾的穷奢极侈，作了辛辣的嘲讽。诗说：“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用尽泥沙全不恨”，“也博君王玩一回”。所谓“筑帝家”，就是建行宫，光这一笔花销，就得二十万两银子！曹寅和他内兄李煦，曾以个人名义捐款助修行宫，每人一掷就是白银二万两！这种挥金如土的糜费，江南人民耳闻目睹，无不痛心疾首。《红楼梦》里赵嬷嬷说过：“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别讲银子成了泥土，凭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正是对南巡盛况的真实写照和深刻揭露。从外面看来，能够独立操办多次接驾盛典的曹家，无疑是一个大富大贵的豪门世家。可是，到康熙末年，曹家的“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大有大的难处”。曹寅在世时，正是曹家的“黄金时代”，然而作为皇室的家奴，日子也是有点难过的，康熙亲口对大臣们说过：随他南巡的皇太子“胤祁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强勒地方大吏及所在官司索取财贿，所用宵小匪类，尤恣意诛求，肆行攘夺”⑵。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康熙本人在这方面又何尝好一些！曹寅每年的薪水，只有一百几十两银子，拿什么去填帝王公侯们的无底欲壑？还不是得动用国库，挪用公款──“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因此，曹寅任内的织造亏空、盐课赤字和家中私债，这到了惊人的程度。

康熙明“知其中情由”，晓得“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⑶，实际上都是为的自己。他自然得堵漏洞，保全曹、李。南巡结束不久，康熙就屡次警告曹、李：“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⑷“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⑸连连用了五个留心，四个小心，可谓用心良苦。无奈亏欠太多，万难补完。康熙五十年三月九日，曹寅开了个清单，向康熙交老底：织造、盐政亏欠竟达五百二十余万两银子，至于“身内债负，皆系他处私借”，还不算在内。最后向主子说了心里话：“两淮事务重大，日夜悚惧，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⑹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曹寅晚年虽然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想要“退步抽身”，却已身不由己──因为他尽管穷极富贵，毕竟是个奴才。这种处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曹寅常常拿佛语来对座上客讲：“树倒猢狲散！”⑺他朦胧地预料到这个可怕的下场，又无法避免这个可悲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曹寅死了十来年后，雍正夺得了皇位，穷治政敌和康熙亲信，曹家正当其冲，应了他“那句‘树倒猢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