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

当此之时，皇帝采纳了白居易的对策，采诗民间，听政于民，以“观风俗，知得失”。请看白居易的《策林·采诗》：

（皇帝）问：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然则一人之耳，安得遍闻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为如何？

臣（白居易）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之；教之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谓欤？

笔者在此不厌其详，全文转录《策林·采诗》，是想与读者共同感知这篇对策的魅力。皇帝“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征求臣下白居易的意见。而白居易不是只简单地回答可否，而是细陈“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可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臻至理”、“致升平”的益处。可以说，这首对策句句在理，字字传情，皇帝当然点头称是而“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了。笔者以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序幕也当由此拉开了。我们平时多赞赏白居易的诗吟得好，这里我们也不能不赞叹白居易的文做得妙啊！

那么，皇帝何以向白居易问及“采诗”之事呢？这应当还与白居易有关。请看他的讽谕诗《采诗官》：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上流下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代，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闷。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首《采诗官》运用赋陈其事的笔法，讽谕君王如果只听“郊庙登歌”、“乐府艳词”、“夕郎所贺”、“春官每奏”，只能使“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落得个“厉王胡亥之末年”的可悲下场，而“欲开壅蔽达人情”，重振国家社稷，就应该“先向歌诗求讽刺”。这是一首讽谕诗，是以前朝史实从反面说明采诗的必要，至于说“采诗”的正面好处怎样，如何“采诗听歌”，亲自听听《采诗官》作者白居易的意见就清楚了，于是就有了上面那篇君臣之间关于采诗的问对。可以想见，皇帝在向白居易问策之后，便“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新乐府”便紧锣密鼓地“运动”起来了。可以说，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正是这样由白居易以诗“讽谕”而起的。

白居易不只是以诗讽谕，积极应对，提倡并促成了新乐府运动，而且上通下达，积极运作，起着中枢领导的作用。对此，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留下了自己的形迹。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民）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民）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这是一段难得的关于新乐府运动情况的文字记录。皇帝刚刚即位，雄心勃勃，要重振朝纲，宰相（裴垍）也为官正直，积极辅佐皇帝，经常传下圣旨，要求采诗官采诗以了解民生疾苦。一个“屡”字，足见新乐府运动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身是谏官”的白居易责无旁贷，一方面要把皇帝的旨意传达下去，落实到位，一方面又要把采诗官所采歌诗收集上来，分门别类，奏明皇帝。由此可见，采诗成了朝政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成了朝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其间，白居易忙里忙外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者。白居易的组织工作做得也实在出色，一面要当廷“启奏”，一面又要对可以解决民生疾苦，消除社会弊端却又不便在朝堂上启奏的，让乐府谱曲、乐工临场唱给皇帝听。伴君之事，不可儿戏。“稍稍”二字亦足见白居易及广大乐府员工在这件事上的谨慎、认真态度。白居易指导有方，组织得力，堪称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了。

白居易不仅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的领导者，也还是一位身体力行者，在新乐府创作上有着丰富的实践和精妙的理论。他现存新乐府５０首，从不同角度指陈时弊，讽谕皇帝。如广为流传的《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捕蝗》，“刺长吏也”；《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西凉使》，“刺封疆之臣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官牛》，“讽执政也”；《黑谭龙》，“疾贪吏也”；《秦吉了》，“哀冤民也”等等，这些诗篇运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朝政腐败、官贪吏虐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和灾难。细品白居易的这些新乐府篇章，给人的感受是“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辞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新乐府序》中的这段话，阐明了新乐府的创作目的以及新乐府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基本要求，可以看作新乐府创作的基本纲领，更是白居易的经验之谈。用今天的眼光看，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又是新乐府的写作高手、理论专家，是一位“内行”领导“内行”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