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的思想足迹

我们再看她的第二点“说理牵强，以失败之游作训人资本”。

这位作者说：“如果记游精彩，议论新警，仍不失为大醇小疵之佳篇，无伤其传诵价值。可惜王安石不善记游，或不屑于叙实情，只有大发高论的兴趣。只凭自逞学问、教训人世的性格冲动左右记游笔墨，以至记事过于粗疏单薄而议论延伸过远、铺张过盛，事与理不能相应相称。”看来别人不做“记游精彩”的文章，她无论如何也是不高兴的。但她所说的“只凭自逞学问、教训人世的性格冲动左右记游笔墨，以至记事过于粗疏单薄而议论延伸过远、铺张过盛，事与理不能相应相称。加以此公自视高才而‘动笔如飞，若不经意’的才子习性（《宋史·本传》），则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也就势不可免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著名的山水游记不少，随便取几篇一比读，当知此言不诬”，却也是她自己在发着牢骚。

说“加以此公自视高才而‘动笔如飞，若不经意’的才子习性（《宋史·本传》），则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也就势不可免了”，我想还又是这位作者的“发兴之笔”了。其实所引用的“动笔如飞，若不经意”在《宋史·王安石传》（卷三百二十七），原文有这样一段：“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如果真的像这位作者所说的“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那么在这位作者的眼里，欧阳修和曾巩都不足观了。我们且看她的下文吧。

她说：“先看游山记叙部分，这应该是全部议论的事实根据。只有写活写足游山的事实，使读者身临其境，后面的议论才能水到渠成地触发而出。道理必须有生动贴切的事实作基础，才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与可信性。”此只是常理，只是教师教学生作文的套路，拿来衡量王文，是不是有点以寸度丈的味道？“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学、乃至哲学之作，都极重视先摆明事实，后概括道理。”这一句可能又是这位作者的主观臆测了，这样的妄语，就不批驳了。

看来无法满足这位作者的“记游精彩”的癖好，也就无怪她要说话了：“王安石此文名曰游山，实写游洞，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而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开始说前后洞的几句，事在入洞之先，是不必身游，只听介绍也可知的；后面‘有怠而欲出者……遂与之俱出’已是废然而返，只能算游余的扫尾笔墨。认真说，这些都不能当作身历洞景、正面记游的主体文字。全文真记身游的不过一句：‘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山洞深者，愈深入愈难行，景与洞外益殊，这是任何进过山洞的人都知道、甚至不曾游山都能想见，倒是愈深入愈易行而与洞外无异，才足称奇，值得一说。自视志高千古、才大盖世的介甫先生，却拿这点人所共知的常识当作此游的发现，为文记之，以炫示天下！而‘难’之状，‘奇’之景，却一字写不出，只给人一个不说也知道的抽象概念，读不读并无所新感受，是虽不作不读可也，此记有何可‘范’之处！瞎吹者谓‘深人无浅语’。”先是算了一下比例，真要一寸一寸地量了，得出的结论是“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但马上笔锋一转，说“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余余云者，这里不想再引述，只想说的是，以计算文字的多少来评文，以某某教条（比如“记游精彩”以满足猎奇？）来衡文，于文到底是隔了一层了。还是清代林云铭说得好：“凡记游，必叙山川之胜与夫闻见之奇，且得尽其所游之乐，此常调也。此但点出山洞名，随以不尽游为慨。若遇此便止，有何意味？精彩处全在古人观物有得上，发出一段大议论，即把上文所以不得尽游重叙一番，惟尽吾志以赴之，若果不能至，则与力可至而不至者异矣。譬之学者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是有得处。末以山名误字推及古书，作无穷之感，俱在学问上立论，寓意最深。”（《古文析义》卷十五）

其实这位作者心里也是明白得很──“记游的主要文字根本不在叙深入洞景，乃是在记此游浅入即出之败兴”。但她却在败露之际，又生一笔，似乎为我们揭示出王氏这位贤能的别样的用心，作另一种狡辩：“荆公可是坚毅非常之人，一生耽于‘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无论仕途出处之择、敛财治民之术、《诗》《书》《周礼》之训释、文字音义的说法、诗文篇章之命意，乃至懒洗脸、不更衣、须生虱等习性癖好，时时处处都精心自构了一副‘奇伟高古’的形象。中国有过伟大的古文明，容易崇古贱今。而荆公执政时教育神宗帝：‘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唐）太宗哉？’连唐太宗都不值一学，要学就学尧舜，真是古得没法更古了；且此事‘至易而不难！’其志大得没法更大了，连孔圣人也不敢道此。志高趣远之至，崇古的读书人于是拜倒脚下矣。荆公一生以奇论辨博独反流俗，而俗人都好奇，愈奇愈迷，且名动天下的大名人越是鄙斥流俗，俗人就越想以狂热的膜拜表明自己已非俗不可耐之流。从心理看，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率尔而为、了无新意的小文，评论家亦惊为‘虽浅犹深’矣。反复强调‘深人无浅语’，正透露出一消息：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荆公生前身后一直以志高、才大、思深、学博出大名，这篇小游记即已突出地强调‘深’‘难’‘奇’，古今评论者也多少看出‘文如其人’这一点。只是其人究竟如何？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教者学者只记住几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的空头衔，是不足以知人论文的。”这种曲意勾连的用笔，我以为颇有艰深刻薄之嫌疑了。今仅就其中的“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来破之。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贡举之法不当改，神宗即日召见。苏辙《墓志铭》里说：“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又，熙宁七年，神宗罢王安石相，等等，可知这位作者此说真是文人一气了。“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又说“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此处我想说的是，照例说“显赫声名”多为威权所至或一时蒙蔽，如在有宋当日，还可理解；但宋后文人学士，甚至对王氏的做法“持有异议者”却还拥戴此文，即使有严重偏向的《宋史》也不能没其为文，真不知这位作者所持的道理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