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的思想足迹

这位作者似乎还有一个发现：“有的课文名气虽大而文理多病，实不堪作为范文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而编者或囿于历代传统选目之旧框框，或慑于现代文化风潮之新成见，不能深思慎取，望名滥选。评析鉴赏者更缺少自具只眼的学养与据实评论的文德，大凡入选之篇，似乎都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一味称颂，不遗余力，因而连一些本来显而易见、根本无法讲通的文病，也必百计为之强说曲饰。中学语文教师若以此类陈词滥美之言作为参照宝典，教学依据，其妨教误学之害即可想而知了。每念及此，心为之痛。”在她看来，由于“大凡入选之篇，似乎都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一味称颂，不遗余力”，而使得“连一些本来显而易见、根本无法讲通的文病，也必百计为之强说曲饰”，所以“每念及此，心为之痛”也就不值得作怪了，而且我们还要为这位作者叫好呢。

在具体的论述时，这位作者说：“这篇游记，叙议了二事：一是为褒禅山的本名‘华山’正名纠谬，作者自以为是‘深思慎取’的佳例；二则借自己偕兄弟等四人游华山洞半途而返的扫兴事发议，教导世人要达到‘奇伟瑰怪’之境，必须具备意志、脚力、物资三个众所周知的条件。正山名与游山洞二事各不相谋，造成全篇事无中心，意无主旨，强合成篇，正如清代文论家刘熙载所指斥的‘无一不文’。”其实这篇文章只叙一事，而作“二事”，并强说“正山名与游山洞二事各不相谋，造成全篇事无中心，意无主旨，强合成篇”，穿凿已见了。（其实这位作者在后文倒说了“本文主体是记游，前面分析的给山名正音辩谬不过余事”之类的话）而断取刘熙载的话，就更见一种“为我所用，不及其余”了。

还说：“且所记之事实属庸常，记游笔墨了无精妙，本无新意可以兴感；将自己游洞‘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就跑出来的失败之游，勉强引发作旅游需要有意志、脚力、物资的议论资本，终觉事理不相应，装腔而做势，这既是做文章之大忌，又丧其与读者平等对话的诚意。事之价值在其理，理之依据在于事，理与事一脱节，即使再正确，也难教人信服；事游离于理外，就发生是否值得一记与一读的疑问，而不仅仅是文之典范与否的问题。”这位作者看不到她自己心中所期待的“笔墨精妙”，牢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嘲笑说：“将自己游洞‘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就跑出来的失败之游，勉强引发作旅游需要有意志、脚力、物资的议论资本，终觉事理不相应，装腔而做势，这既是做文章之大忌，又丧其与读者平等对话的诚意。”其实王安石已经在文中“悔”了──“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独不见这样的字眼吗？

为证明她的道理，行文主要阐释了两点。

我们先看她的第一点“不知‘华’即‘花’，妄生山名正谬之辨”。

这一点我分析下来，料想傅婷婷作者未必知道她自己在说什么了。

１、这位作者说：“高中语文教科书注释云：‘南宋王象先《舆地纪胜》写作‘华阳洞’。看正文下句，应作华阳洞（按：今此洞仍名为“华阳洞”）。据此可知作者连洞名都未弄清楚，就敢于指责他人‘音谬’，这胆子也忒大了。”将一个南宋的说法作为理据去反驳一个生活在北宋的人的“非”，当不当？

２、“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一句里，本没有什么可以引起误会的。“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其实是今天再简单也不过的强调格，这一句是“独其为文‘花山’犹可识”。而这位作者却说：“既说‘其文漫灭’──碑文笔划模糊字迹不存，又说‘独其为文犹可识’，这叫什么话？‘为文’是古代习用语，乃作文、写字之意，碑文既‘漫灭’，则‘独可识’的‘为文’无论取‘作文’还是‘写字’之意皆不可通，明属无理‘不辞’的病句。编注者无胆无识，不敢指瑕，只得含糊其词地将‘其为文’增字曲说为‘碑上残存的文字’。”这里存在着一个恶意的篡改，将“其文漫灭”（其文模糊）解释为“碑文笔划模糊字迹不存”。“这叫什么话”？？而且，“仆”字倒是有一点说头的。古代“仆”“毙”，前者前倒而后者后倒，这句“有碑仆道”是说碑的正面已不可知，而文字“漫灭”说的是其背面。

３、关于“花”“华”二字，傅婷婷作者引用了一些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见下）但不能用来批驳王安石的证据。一是王氏写的是散文，不是要做学问，只是提出他的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并不错。二是王安石所说的“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说“今言”的“音谬”有何错？其余不值辩驳。

４、傅婷婷说：“‘花’字始于中古，就浏览所及，始见于晋人诗赋。《说文段注》云：‘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谬读的岂非正是洋洋自得的王氏自己！至于中古后文字急剧孳乳，字音分化，‘华’又读为阳平，专作‘华丽’解。‘华朴’之‘华’的音义，与古代读阴平训‘花’的‘华实’之‘华’，二者有什么派生关联？无事繁琐引述，只看《说文段注》便可了然：‘古“光华”字与“花实”字同义同音。“葩”之训“华”者，草木花也，亦华丽也。草木花最丽，故凡物盛丽皆曰“华”。’简言之，‘华’为初文本字，‘花’则后起俗字，音义无二；与质朴为对文的‘华’而训华丽，变调读为阳平，其音义乃是从名词“华（花）”中引申分化而出。中国古人早以光华而高大命山，如‘载华岳而不重’之类，俯拾即是。王安石一见不知何时刻碑的‘花山’二字残文，尚不知其在文中何所取义，当即以酷吏武断、不容商量的口气宣判：民众世代相沿的名称‘谬也’；至篇末又再次自吹为‘学者深思慎取’的范例，实在看不出‘思深’在哪里，‘慎取’又从何说起？！编者必欲选此文来教人为学慎思的目的，完全落空；如用作思不深、取不慎、一意主观独断的前人教训，庶几近之耳。”

此节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仅仅就论据而言，“‘花’字始于中古，就浏览所及，始见于晋人诗赋。《说文段注》云：‘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不知这位作者所取的是“晋人”说，还是“北朝”说呢？这里我有点争死理的味道，但是，既然这位作者要学着王氏的“深思而慎取”，那就不能有半点含糊了。但她接下来所说的“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显然她是采“北朝”说了，但理据何在？而这里的“固当知”云云，恐怕问题又出来了。这座“褒禅山”肯定是要早于“北朝”的，但不等于说它原来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就可以称之为“华山”的。又说：“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谬读的岂非正是洋洋自得的王氏自己！”又是一个武断了。“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是不错的，但后代如何知道几百年前的事情呢？除了史迹和有关文献，我想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记得朱熹当年寻访陶渊明遗迹，而当地的村民却茫然无知，使得那位大贤好生寂寞呢。而“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证据何在？“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并不能作为“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的当然的依据。这一节文字的后半部分几近漫骂，不值得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