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的思想足迹

结尾说：“王安石之才学自然有其卓异于人处，诗文也有佳作。”容我狡黠一句，不知在哪里，反正在这位作者所提供的资料里找不到。又说：“然而其才性偏固之失异常突出，作为一意孤行、师心自任之士，一旦权倾天下，即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文如其人，故文章有专横独断习气，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这位作者要知道，王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权倾天下”，因而也没有“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呢，只不过是这位作者预先过分的敏感罢了。但是，这里的问题又来了，即使王氏后来真的如这位作者之所言“一旦权倾天下，即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那也是以后的事，但与此文则是无辜的，我们毕竟不能以后之行来应证先之言。又说：“令人惊讶的是，震于荆公仰仗皇帝全力维持的威名，与王氏新学为神宗后二百年赵宋昏君奸相一贯强制推行的权势，不独旧评有人吹嘘此《记》‘在王集中第一’，而且至今仍旧只见虚辞滥美的所谓欣赏不断发表，而罕见对如此明显的文理不通之病作实事求是的批评，岂非怪欤？”仰仗皇帝的威名着多矣，而荆公独幸，不能不说是千古奇观了。看来，这位作者不独要打倒王氏和他的作品，还并要一脚踩翻所有的赞同王氏作品的人。

她进一步伸说道：“评论界分明有种不言而喻的思维定势：只要其人主张‘变法’‘维新’是法家，则其文章不必读，内容必正确无误，艺术自优秀非凡，所谓‘鉴赏’实无鉴别，只有妄赏，一门心思变着法儿挑好听的说就是！连‘深思慎取’这一为人治学的金玉良言，也可以变成不思滥取者的口头禅，实在可悲！”不知这样的论断是出自于何种综述？将王氏戴上“法家”的帽子，也只有在上个世纪那个特定的年代，有宋的议论也只是道其法术之是非，否则王氏死后配享太庙之举，也只能说明当时几代朝廷的头脑发昏了。而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但悲剧是在下面具体执行时从丢失民心开始的。至于后来撤出太庙与是否法家无丝毫关系，此是支话，暂且不多谈。又说：“大中学校的文学教育，对一代青少年的素质影响至大，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可惜只知采取各种手段、耗尽师生全部时间精力在课文上，而不注意认真检验所选课文有无真正典范价值，却远未引起世人重视，更无措施让师生讨论教材本身的是非优劣，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重要缺憾与失误。”这样的言辞可能很具蛊惑性和煽动性，只可惜，这位作者论文的基调已失，何论教育之大事呢？

还是以她在文中所反对的“旧评有人吹嘘此《记》‘在王集中第一’”者的话来回应吧：“同一境也，浅者见浅，深者见深。浅者见浅，虽深而犹浅；深者见深，虽浅而犹深。非境之忽浅忽深也，有浅有深者其境，而能浅能深者其心。心以为浅，无德非浅；心以为深，无德非深。故人之深浅，不视其境，而视其心，不视其心，而视其力。力果不足，而实出于心之有余，此狷者之有不为也；力果有余，而又本其心之不足，则不足者虽浅，而有余者自深矣。心有余，而力有适处于不足，则有余者非浅，而不足者更深矣。以心驭境，何险何夷？以力课心，何远何近？故第即境之险夷，以验力之至与不至，但即境之远近，以问心之有悔无悔。而卒之浅者见、深者见，即视浅犹深之心，及诣深于浅者之力，亦与之俱见。语云：‘深人无浅语’，余三复是篇而益信。”（[清]李扶九原编、黄仁黼重订《古文笔法百篇》卷九）

三、传统与名人：批评者应具备什么样的风度

应该说，批评名人，尤其古之名家并非不可，但要批评得在理，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不能为了挑问题而批评，更不能不问历史事实而乱加指责。批评最切忌的是不懂前贤之作而乱发议论。否则信口开河，只能是贻笑读者了。其次，批评既可丈量所读文本，其实也是对批评者的一个度量。在批评不当的地方，常常倒暴露了批评者们自己的弱点，或为偏见太深，或为深文周纳而有意为之。所以批评的声音并不可怕，怕的是失去了学术的本位，以浅薄自慰，倒见得人品的不厚道了。当然，如果我们还不至于将批评引到这一层上来，我想，倒能够见出某种社会的风习使然。但无论如何，都离真正的学术很远。

我之所以说以上这番话，是因为我们不能再动辄以不厚道的态度对待传统了。当我们将所谓的批评与历史上上演过的与离我们生活并不遥远的一段历史联系起来的时候，不能不感到问题的严重。据含山县中学的一位老师说，《含山县志》云：“褒禅山旧名华山，以唐贞观慧褒禅师得今名，山色翠霭，四面如围，中有起云峰，欲雨则云先起，春夏往往见之，又有龙洞、罗汉洞与龙女泉、白龟泉，山腰有一小塔，与大塔相望。”现在除罗汉洞外皆湮没无闻，大小塔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炸掉了。大石塔的西南坡下为褒山寺旧址，即王安石所谓“慧空禅院”。褒山寺在一九五二年前仍香火不绝。前殿匾额题有“褒山禅寺”四个镏金大字。据《历阳典录》所载：“褒山寺筑于唐贞观年间。黄庭坚、王安石、王深文皆在寺内留有文迹。寺内曾藏有玉杵、铁杖、金磐、锦帨、玻璃盘、旃枟、避尘珠、藏经椟等，寺院近旁绝壁断碑，往往有宋人题刻。”可见，当时的褒山禅寺亦是文人墨客所喜爱的游憩处。今天这些碑刻已荡然无存。其后洞确如王安石所云：“有穴窈然，入之甚寒。”这洞也非常深邃。现在只能前进到洞内的二百多米处。洞内石壁有多处石刻，因长年腐蚀，多不可辨。这与王安石所描绘的后洞“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也很相类。（陈友冰《〈游褒禅山记〉答询》）所以以为纸上谈兵就可以简单地解决问题，不说是有意为之的话，也是书生的一纸愚妄了。

９００多年后的今天再读《游褒禅山记》，却也有很多的感慨啊。因为文字思人，遥想那时侯的事情，成败利钝，真不是一句所能够说得清楚明白的。但历史究竟也这位给我们困顿难堪中的普通人带来信念支撑的人一个失败的结局，并且作者也成了历史上曾经一段时间的集小人于一身的恶集，不能不感慨历史的无情。那么，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定势在很多人的心中还很有位置的时候，是不能不让他们说话的，所以做文章的人单单凭借单纯的信念，不懂得世事的艰难，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篇文章总要遭到无情的批判了。甚至，像王安石这么一位他反对北宋初年淫靡的文风，主张文章应“有补于世”而以结构谨严、说理透辟、笔力雄健、语言洗炼，在唐宋八大家中独树一帜，且蕴涵深刻哲理的文章反遭批判，成了“闪烁其辞”、“非悔恨自己”、“其悔不诚始终不肯认错之意，溢于言表”，甚至“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文意“浅薄”，甚至所讲道理为“废话”了。这恰恰说明了其中深刻的悲剧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