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包身工》的写作艺术

两个人的话都表现了狠毒的本质。但又不完全一样，打杂的粗暴，而老板娘则显得狠毒而又阴险。鲁迅先生说：“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是警句，象“罐装了的劳动力”，“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我也想警告某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就都是非常警辟的句子。这些警句，是作者运用正确的观点，深入地观察现实生活，把从中领会到的思想压缩在极其简练的语句里，因而显得简洁、生动、含蓄而有力量。

总之，语言上的成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加强了读者憎恶这罪恶制度的感情。

《包身工》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夏衍同志１９２８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就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文艺工作。写作《包身工》时，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到日本纱厂和工房门口去调查和观察实际情形，和工人交朋友，这样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取得了丰富而真实的材料。可以说，革命的立场观点，丰富的生活积累，正确的科学分析，饱满的政治热情，不仅是作品思想上成功、也是艺术上成功的决定因素，因为“重要的艺术技巧问题是要依赖作者人生观的深度，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来解决的。”（法捷耶夫：《谈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