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余话

在我写《包身工》的时候，曾经替我搜集了许多资料，和给了我许多便利的冯先生，托人带信给我，说有事情和我商量。我接到这信就连忙赶去，这样，我们就在她住的一间小小的过街楼上见面了。

叫她冯先生，就好象她已经上了年纪，其实她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子。本来她是沪西某大学的学生，因为经济关系，把学业丢了，现在日间在一家私立小学教书，晚间还在青年会办的工人补习夜校里担任功课。短小的身材，有一双善良的、微微上斜的眼睛，在别的娇生惯养的小姐们还拿看电影和写情书当做日常功课的年纪，她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拿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的职业战线上的斗士了。她将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了来客，自己拘谨地坐在床上，眼睛盯住了斜射在窗上的秋阳。

和她并坐着的还有一个补习夜校的学生，在东洋纱厂做工的杏弟。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协力者的一个。她有工人阶级共有的率直和单纯，但是差不多不能使我相信，在她这种率直和单纯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常人不能企及的应付临时事态的才干。她带着我和她十五岁的妹妹，怀着一点危惧的心情，去“视察”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的时候，我们事先并不曾约好相互间的关系，但是一跨进她所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她就象早已准备好了一般地指着她嫡亲的妹妹对那老板娘讲了：

“这是我的同乡，在二厂里做。（回头指着我说）这是她的‘爷叔’，在水电公司办事的……”

她很坦然，她的妹妹也没有觉得意外的表情，倒反是被派作“爷叔”的我却掩饰不住有些窘态了。

“独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爷叔’的意思想在这一带找一个‘搭饭’的地方。”她继续说，回头对我望了一眼，表示着我也得对那老板娘敷衍几句。她那种镇定，敏捷，周密，使我相信这完全是由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所锻炼出来的可宝贵的才干。但是到在，面对面地坐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面，她的那种丰富的创造能力，却又毫无形迹地溶消到最普通最平凡的率直和单纯的个性里面去了。

“轮着夜班？”我说。

她带笑地点了点头，拆开了方才捏在手里的一个报纸的包卷。

“上次你托我问的，只有十一份，许多人不肯讲。”

冯先生在旁边带笑地替她补充：

“她还垫了本呢，有许多是用‘粢米饭’请了客才讲的。”

我想起了这是四个月前为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包身工”的身世境遇而托她搜集的资料。当时在杂谈中随便地对她提出的希望，率直地说，到了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我早已经不再期待这请托的回答，而差不多已经是一件淡忘的事了，可是在她，还能在劳动、学习、工作的余暇，耐心地替我搜集了这些可贵的资料。望着写在水渍了的拍纸簿上的那些小学生的考卷一般工整的小楷，我骤然觉得好象做了一件什么对不住朋友的歹事一般地难受起来。

我一张张地翻看下去：

陈××，粗纱间，十七岁，泰州，（已做）一年三个月，（父亲）当兵，（包身钱）不知，（作主）叔叔。

明××，粗纱间，十六岁，泰州，（已做）八个月，（父亲）种田，（包身钱）十元，（作主）父母，──此人流火（脚气）很厉害。

蔡××子，筒子间，十七岁，镇江，（已做）两年，（父亲）不知，从小做童养媳，（包身钱）不知，（作主）公公。

陈××，粗纱间，十五岁，扬州，（已做）一年半，（父亲）种田，已死，（包身钱）听说二十元，付十元领人，（作主）母亲。

杨×××，钢丝车间，十八岁，泰州，（已做）一年十个月，（父亲）种田，木匠，（包身钱）无，（作主）父亲。

李×××，清花间，十八岁，江北，（已做）一年多，（此人被拐未来沪，其余同被拐者均已卖入妓院，她因貌丑卖绝与带工老板，身价不知。）

陈×××，粗纱间，十六岁，镇江，（已做）一年，（父亲）已死，（包身钱）不知，（作主）跟人逃荒来沪。

…………

我叹了口气说：“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完全一样。”

杏弟将上半身靠近一点，指着最后的两行说：

“还有两个绍兴帮，待遇比江北帮好一点。

这两份是：

寿××，粗纱间，十八岁，新昌，（已做）一年六个月，（父亲）在杭州做工，（包身钱）五十元，父亲作主。

李××，粗纱间，十七岁，盛元（嵊县之误），（已做）两年，（父亲）种田，（包身钱）每年付十五元，五年期满。”

在包身工那篇简单的报告里面，我只叙述了泰州（江北）帮的住“公司房子”的一种，实际上包身工因为出身地域，包头大小，和服务厂家的不同，还有各种的分别，从大体讲，上海的包身工有江北帮和绍兴帮两大系统。绍兴帮人数不多，很少有集中式的组织，待遇也不及江北帮的残酷。这一帮包身工的出身大多数是新昌，嵊县，间或也有萧山，上虞的成分。在包身形式上和上面这个例子一样，除出和江北帮一样地“一次句绝”之外，还有包做几年，每年付洋若干的方法，不过据我调查，能够有李××一般待遇的，还是很少，最普通的是“领人”当时付洋念元，一定要做满三年，“工作巴结”，才能在年底酌量的“找付”十块钱左右的“节赏”。不过绍兴帮因为人数不多，最大的包工头也只带这么三五十个工人，所以管理和待遇上也还保留着一点“家族制”，或者说是“徒弟制度”的残余。她们每天两饭一粥，中饭也象“外头工人”一样地自己带进厂去。当然，除出这一点尽少的──但是足够使江北帮羡慕的“恩惠”之外，其他一切的压迫和虐使，是完全没有两样的了。

我感谢了她的帮助，将这些纸片收拾起来，随便地问：

“这次虹口的事情，在你们厂里有什么反响吗？”

杏弟和冯先生差不多同时地摇了摇头。杏弟抢着说：

“这样的事，包身工是不会知道的，外头工人知道了，有哪个敢在里面讲？今年纱厂生意好，日夜地赶工还来不及，厂里定了‘新花样’，叫做‘车间比赛’，车间和车间都有工作比赛，生活做得快，可以有奖赏。”

“奖赏什么？加工钱？”

“哪有这样好！生活巴结的车间给一张‘名誉奖状’，一个钱也不值。”说着禁不住苦笑了。

“在补习班，为了报上登的这件事，倒引起了很大的关心。”冯先生递给我一张团得很皱了的小报，继续着说：“大家都想知道，包身工这种制度，究竟是不是犯法？这消息看到了吗？”

四条有力的要求着回答的视线，集注在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