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

其二，当代电视过多地沉浸在帝王将相、清官侠客的秘戏中，有人认为这有宣传奴性文化倾向，不利于精神生态的平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分别对待。帝王将相作为中国传统中的朝代中的重要人物和现象，不宜一概而论为奴性文化，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以及三国文化对今天的重要意义，不能否定；《红楼梦》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为女性的命运而悲的深切大爱也不能否定。评价电视文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代表人类对自我的超越、精神的向往、境界的提升的程度，而不在于对奇谈怪论的猎奇和炒作。那种一味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对清官侠客的顶礼膜拜，是需要抵制的。任何重构都是在过去基础上的重构，也是在消解过去弊端之后的重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是西方现代性构造出来的，需要我们今天仔细的清理，清除它已经死亡的部分，整合它尚有用处的部分，提升它对人类仍然有滋养的部分，这样现代性重构才有多元文化真正加之。

其三，中国电视话语，近年来有跟着西方和港台走的倾向，这使得主持人操港台语，说洋泾浜英语，穿着暴露，头发五彩的情况不少见。有识之士提出应重构中国电视话语，使中国文化能够成为中国电视的指纹。今天的中国电视节目越来越明显地模仿西方电视媒体节目形式，使电视人面临双重困境：即电视节目的东方特色匮乏和西方拿来抄袭后自我文化的消失，这其实是西方文化资本和权力运作对东方媒体的挤压问题。如何增加中国电视文化的份额，这是中国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从大语境来看，从五四以来中国就是“拿来主义”大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都在拿来，然而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再也不能够全盘拿来主义了。近十年来，我针对拿来主义和西方中心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就是不想再重复他人的声音。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我们如果意识到了东方文化的生态意义、差异性文化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同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英部分而整合成新世纪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获得纠正传媒殖民化倾向的力量。可以说，当代电视剧中的若干现象，如哈日哈韩现象，戏说古代现象，帝戏过多现象，以及现代音乐过于中心化而传统音乐边缘化现象等，都因缺乏批评界的正面声音而变得日益失衡。

其四，电视的“红色经典”的时尚化成为当代文化的精神症候，其中大抵包含三层含义：在红色经典当中包含了一代人的生命、理想和记忆，欣赏红色经典变成那一代人寻找失去时光的集体行动；红色经典在消费时代具有调侃和消解意义，将红色的政治含义消除，将红色的艺术形式加以后现代化，于是形成一种文化形式与精神的错位，由此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红色文化也说明了一个时代已然逝去，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产品被整合在文化工业中，被新一代大众在传唱中获得点滴的价值认同。历史总是在当代史中变形和重释，怎样对待红色经典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的改编，是电视人的重要工作和问题意识的体现。

其五，娱乐节目打着“满足受众需求”的旗号追求自身的合法化，这其中事实上存在一个“伪需求”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受众需求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灌注到受众身上，进而为他们培养一种收视惯性。其实，就是国外的电视，尽管白天看到很多娱乐节目，但是晚上尤其是到了非黄金时间，文化节目的分量和精度也让人刮目相看。西方的电视台从来没有将电视看成与大众共同的世俗化平台，而是一个分层的平台，所以晚上总是为了“思想的猫头鹰的起飞”而准备的。晚间文化节目在凤凰卫视也可以见到其深度和重量。目前中国电视大约只有十频道和新推出的音乐频道具有或接近这样的水准。电视“伪需求”是一个双面刃，隐含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受众的基本判断问题。我们有八亿农民，有一亿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如何面对农民的乡土中国欣赏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世界前沿的欣赏问题，兼顾中间地带若干大众世俗话要求，电视平台均须兼顾。简单的收视率不可以作为电视节目意义的终极解释，受众的需求实际上是他们制造出来并灌注受众身上的，收视惯性和从众心理问题，同样是需要深加追问的。

其六，中国电视世俗化使得集体弱智、集体做秀、集体时尚化成为触目的问题。在当今这个后现代话语充斥的社会里，要避免电视媒体人文价值的缺失似乎是很难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确实面对着后现代话语。但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三，后现代确实带来了价值方面的平面性，但它比工业社会而言更强调的是文化差异问题，而不是生产力同一的问题；强调的是ＧＤＰ达到人均三千美金以上的精神走向问题，而不是人均ＧＤＰ一千美金的现代性单纯物质化问题。后现代在艺术方面引进了媒体、高科技，因此可能会产生一种基本形式的超越，或者说是形式大于内容，这方面需要人文工作者警惕人文价值的缺失。后现代是一个圆桌会议时代，是一个没有中心、注重边缘、注重弱势声音的时代，可以让不同的声音发言。当然，也可能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中心的声音变得不重要，比如人文知识分子价值情怀遭到消解，需要人文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的人文情怀，在电视媒体批判中注入自己的价值立场判断。

其七，关于学界争论人文知识分子常在电视上露面，究竟是知识分子利用了电视的讲坛，还是电视挟持了知识分子问题。这类看法在国外同样常见。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言说总是和传播媒体紧密相关，如果西方知识分子不能够具有活字印刷纸张书籍，那么他们是不可能战胜中世纪贵族所读的羊皮《圣经》的；如果现代知识分子不用报纸、刊物、电台和电视作为传播思想的平台，现代民主和自由就不会迅速到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都曾充分利用电视和电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如果说电视挟持了知识分子，只是说那些没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味的为电视说话而歌功颂德，丧失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了自己批判的立场和前沿身份，才是被挟持的。

其八，电视批评面的“事情本身”时的文化立场。严格地说，电视批评不存在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而存在深刻与不深刻的问题。在狭义的不正常的概念范围内，可能是世俗性的文化，没有受到一种文化批评的考量。需要人文知识分子批评的价值立场。电视文化批判就是要把电视提升到文化建设中来，电视媒体这种文化功能的获得，一方面有赖于当代批评理论促进电视文化价值重建，另一方面有赖于电视人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精神的寻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