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

其五，网络匿名互动的意义不能过分夸大，说到底，网络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网络的再现性互动与当下性的互动，即作者创作与读者的关系问题的确值得关注。萨特《词语》强调，在深夜写作时，他的身后站满了读者。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他每次蘸墨水的时候，笔上蘸满了自己的鲜血，蘸尽了周边无数怀着期待的读者的鲜血。过去的作家并不是没有互动，只不过那种互动是在其大脑中共时态完成的。否则我们就不可想象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修改了七次开头，不可想象莎士比亚会无数次地修改主人公的命运。但对于今天的网络互动不能估计过高。设想倘若曹雪芹再世在网络上写作，他能互动出《红楼梦》来吗？当然不能。就是因为他在香山闭门书写而举家食粥才有可能写出煌煌大著。难道他心里那么多人物、情节、命运没有互动吗？肯定是有的，只是形态不一样。我们知道，写作的真义是超越身体的，是对思维极限的挑战。否则海明威就不可能说“写作比死亡更难”。而今天新旧王朔们在网上把写作说得比活着还轻松──身体不可承受之轻成了我们时代的症结。究竟是精神互动还是身体互动，形态不同使得作家的写作意图不可能完全按照一己之悲欢来写。就象萨特所说，作者背后的读者给作家的启示很大。不同的时代，屈原、苏轼也罢，萨特也罢，今天的网络写手也罢，所有的写作都会由历史来最终评判。互动与主体间性相关。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理论已有一个世纪，而德里达发现达到“间性”是不可能的，其中的误读和消解不可避免，而哈贝马斯则提出只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与此针锋相对，德里达则坚持追求“差异”。实质上，差异非绝对差异，共识也非完全共识。所以后来有人提出“客体间性”或“他者间性”。也就是说，任何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对话都不是怀着善良愿望的，总有一部分“剩余意义”会溢出。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尤其要注意，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对话当中始终包含话语权力争夺问题，不要怀着某种善意的愿望，亦即认为西方是为了支持社会主义事业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注重“间性”问题，“间性”取代了过去的二元对立，二元论变成了多元论。同样，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现代网络文学可以更多地挖掘我们传统中好的东西，最时髦最后现代的东西也并不能排斥我们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换言之，东方文化可以对西方的舶来品进行滋养、补充、互渗和文化过滤。

其六，网络传播中作者的中心地位已经让位于读者，图片的中心地位在不断地削弱文字的价值，因而应该注意网络文化意义阐释的边界问题和深度问题。在网络文化的“文图之争”中，不能诋毁文字，今天我们所思考的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文字。读文是灵魂，是对图背后的穿透。读图有一个界限，它作用于我们日常的感官和我们面对丰满世界的可能性，而读文是人之所以为人这个真正生存意义上的原点和向心力。理论家面对新事物起于青萍之末即刚出现时应予以支持，而当它成为滚滚大势时，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冷静对它加以分析制约，甚至加以批判，对网络传媒中的图像中心主义当然也不能例外。

其七，关于网络价值多元化问题和“文化下移”问题。有人说这意味着精英文学正在让位于世俗文学，上半身写作让位于下半身写作。其实，中国的文学网远远多于国外的文学网，究其原因，大抵是中国人天生就具有一种叙述的话语结构，往往把真实的事情转化成叙事性的成分，使之成为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文学”。而西方人则历来有政治和神学的传统，他们更注重网络文化、网络学术、网络论坛与网络新闻。中国人比较沉醉于向内心深挖的程度，而西方人则更注重外在的当下时效性。中国历来是一个诗歌民族，一个注重文学的民族，因此今天盛行的网络文学也是一件对国民精神生活有意义的事情。同时需注意，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发展的，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历史是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经过无数次僵化的“拉锯战”的合力结果。这种“拉锯战”的结果形成了一个终极性的总体走向，就好比黄河有时也可能向西向南向北流，但最终是向东流。可以说，文化下移也会有反弹──世俗化甚嚣尘上时会有复古，文化激进推进时也有保守主义的吁求。当代文化总体趋势是下移，然而是不是下移到下半身写作就不再回归呢，对此我充满乐观！

其八，网络传播中的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目前，在电视新闻批判方面，对西方的妖魔化东方的新闻现象有所警惕，但批判尚不够。对电视文化批判关注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比较多，但对重大的国际上争端和反应很大的文化现象触及较少。如苏三写了两本书在网络上先行发表，在《三星堆大猜想》中说：她推崇这样一种观点：全球文明同源说，即人类文明都发源于一个中心区域，各个文明并非割裂生成。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Semite）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的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即古犹太人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地迁徙，后经过现在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及地区，于４０００年前左右来到成都平原。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于古代中东，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这里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考古材料，充满了误读式的理解和缺乏依据的充满主观臆断的过度“猜测”。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她认为文明起源地从中东不断向东方迁徙，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这位考古的外行用《圣经·旧约》的材料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中国文明是中东文明或中亚文明，最终都经过了基督教的熏陶。这种“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过是再次重复上个世纪的西人斯坦因的殖民理论罢了。不难看到，网络文化牵涉到一些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争端，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泛化的批评和网络的随意浏览，很多重要的问题将从理论批评家的视野中消失。事实上，网络上的真正的文化批评的声音少之又少，这是文化批评家的集体失职。在我看来，网络批评一方面需要在一个全球化批评当中发出东方的声音，另一方面网络需要解决好英语写作与汉语写作的关系，这其中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尤其是东亚文化的竞争问题。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间的精神差异性正在全球化中变成平面性，中国文化精神是否不成为边缘的声音，基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所分享的话语权，而且依据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和对处于弱势的东方文化的主动输出。在我看来，在全球化传媒时代的汉语文化危机有三个方面：一是汉语占的比例比较少，二是所占的精英部分少，三是对世界前沿问题、文化发展问题、东亚局势问题的关注少。汉语网络丧失了一大片的话语地区，而只是满足于某些人的个体泄愤和匿名攻讦，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当媒体变成低俗之物的平台时，上网的人就会变少，因此，如何“清洁汉语的问题”并非不重要。当今文化领域已经大大拓展边界，媒体文化已经超越了纸介媒体而成为中心，如何使网络更加具有生态文化意识和更加法制化，成为当前网络文化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