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

二、当代网络法制化的可能性

网络法是一个新世纪难题。一是事前的规范，即言说的规范；一是事后的追究，即法律的追诉。

网络文化的建立有待于网络法的实施。为什么要制定网络法？有人说网络是一种平民化的自由圆桌会议，是匿名者国骂的大餐，是人们自由发言相互取悦的一个看不见的欲望旋涡。我们应注意，就网络文学而言还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网络是个体匿名和集体匿名的集合体──作者是匿名的，阅读者是匿名的，批评者攻击谩骂者也是匿名的，这就使得网络上的语言水平显得参差不齐，脏话、粗话、糙话触目皆是。海外一些留学生上网看到这些情况大失所望，认为汉语应该是典雅的语言，而某些网上文字之粗俗令人难以卒读。其次，网络文学写作盛行的同时也带来抄袭事件层出不穷。网络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互文本，这种互文本性为投机取巧的拼贴操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有些高校的学生的毕业论文利用网络进行抄袭，从网上下载资料随意拼贴。抄袭者往往有一个潜在的想法：文章的作者都是匿名的，任何人都可以拿过来用，似乎不存在侵权的问题。这些弊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知识分子的首要功能就是对问题的先行看到，先行透视，他们不是现行制度的怂恿者，而是社会存在问题的报警器。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升与降低的双重效应的网络中，应留心写作与非写作界限的消失。写作成为随意写作或者称之为泛写作，阅读也成了一种随意的浏览。可以说，现在的阅读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窗净几，一杯清茶，可以坐下来慢慢欣赏，而是一种匆忙的、攫取式的、猎奇性的阅读。在网上，有些人回帖时所用语言之尖刻，那种匿名状态下的狂欢与快感，真有点象杰姆逊所说的“吸大麻”的感觉。

针对这种状况，在网络文学的发展需要网络的法制化，这一法制化的过程相当漫长，亟需注意关注几个问题：

关于网上黄毒、语言的肮脏等问题。有必要清洁网络语言、清洁思维，进一步提高网络汉语水平。人类永远要清洁自己的语言，平衡自己的精神生态，否则人文知识分子的功能就丧失了。网络并不是各种负面情绪的发泄地，而更主要的是文化交流的平台。网络是一个巨无霸式的超级市场，为人们提供了畅谈畅想的场所。但是随着黑客的增多，也有必要实施网络法。网络法并不是官方制定的法，它应当是民法的一部分。比如对那些涉嫌揭露他人隐私，造谣生事，甚至是诬蔑他人的人，可以查到他的网址，并进行民法的追究。

网络法的制约性问题。现在有人整天泡在网络上专门攻击他人，甚至受他人委托在网上造谣，中伤他人。目前解决办法很被动，即发现恶意攻击者之后，版主删除这些恶意攻击者，或者不让他登录。网络法的实施将追究触法者，使这种行为得到有效制止。

对网络法制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规范与法则建议。首先，不能随意转载未经作家授权的文章。很多作家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同意就被转载。其次，言说的过于泛化和非汉语化，把汉语糟蹋得不成样子。第三是强调对话的善意理解性。法制会使人的行为变得更为理性化，同样法制也要使外在的法律条文变成内在的精神自觉，使之成为精神性的一部分。

网络文化的法制标准问题。网络的法制标准类同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契约论。契约论要求最大限度地获取现实利益，但同时又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要求制定一种合理的游戏规则，大家怀着善良的愿望和出发点，最后达成善良的共识。可惜，当今更多的是纯粹处于匿名状态下的宣泄，不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是有意攻击诋毁他人。如今，网络文化已经合法了，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法制化，如何使之实施条理化和法则内在化，使网络更为清洁。

网络法的执行问题。网络法建立之后，执行者应有多种，一是版主，二是网络公共批评。网络法不是政治法，不能成为压制不同声音的法。它只是一种最基本最低层面的──相互尊重，不诬蔑攻击，大家都保持在理性状态下对话。只要在网络上一旦形成了文字，作者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健全网络文学批评，对批评界而言殊为重要。

三、当代电视文化的前沿问题

同网络文化一样，当代中国电视文化出现了诸多文化精神症候，值得学界分析厘定。

其一，当代电视文化中最大的神话是关于“身体”的神话。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写作，已经从“生命写作”成功地滑行到“身体写作”了。无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也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但这种支配不应该降低到动物的层面。今天不少人仅仅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手足、脸蛋甚至是人造美女的所谓的形式美，从而能够“生活在别处”。这里我要举一个关于诗人“生命写作”的例子来反观“身体写作”的文化盲点。这位诗人已经去世，苗强──一位大学语文老师，因脑溢血而濒临死亡，经全力抢救活过来了，然而他的大脑完全被洗空──不认识字也不认识人，变成了一个“成年婴儿”。就是这么一个人，坚毅地像婴儿那样呀呀学语，经过三五年他学会了两千多汉字，并每天坚持写诗而写成一本《苗强诗集》。他写出的是直指内心显露灵魂的文字。经过这一次震荡，他头脑中所有的那些社会历史强加给他的垃圾性的残片被去掉了，那些现象学所要悬搁的东西都已被悬搁，或者是按照禅学所说的他去除了心上的阴霾。其诗歌当中逻辑语言明晰，意象的叠加和语言图景寓意深刻。这是向精神极限冲刺的生命写作的典型。今天也有很多人用身体来写作。身体包括三个部分，精神、意志和肉体。西方本体论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认为无穷的星空是本体存在；中世纪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神，神和人形象已然相近；文艺复兴之后发现了真正的人，“我思故我在”，本体存在的关键是思维性存在；１９世纪，叔本华发现了意志，也即胸腔中磅礴的情意才是人的本质；２０世纪弗洛伊德认为下半身、里比多和无意识存在才是人的本体。人经过了从星空、上帝、思维、意志，最后到欲望的转化过程，似乎是本体论在“下行”。但我以为这种“世俗化下行”意味着人类的“大精神复归”即将到来！何况，“身体”起码包括意志、思维和欲望。而今天谈到身体写作、身体文化、身体艺术，就想到弗洛伊德“力比多”那一套，则充满误区。其实荣格早将弗氏的“个体无意识”发展成“集体无意识”理论，杰姆逊又将其发展成”政治无意识“理论。不应以偏概全将人看成力比多的动物，而应全面的探讨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把“身体”写作变成木子美当堂的辩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