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

３、反正统性流行语反映的社会价值观常常与国家倡导的信仰道德规范相悖甚至表现低级趣味、社会阴暗面，如“傍家儿”“嗅蜜”“托儿”（北京），“煤饼”“下三路”“斩冲头”（上海）。

４、非通用性流行语使用的场合、社群、语体常常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只限于亲朋好友、地位身份相当的人日常交际使用，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高的人，特别是女性和中老年人，在使用流行语时有很大的选择性，一般只在开玩笑或故意幽默一下时才偶尔使用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词语，如“大款”“宰”“侃”等。地域流行语由于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甲地的流行语在乙地很难被理解和认同。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播出过一些京广沪等地拍摄的市民生活题材影视作品，收看的观众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影视作品的播出，在京广沪当地大力传播了本地流行语，但异地之间除了少数词语相互吸收外（如上海话中来源于北京话的“斩”、“上档子”等，北京话来源于广东话的“的（士）”、“大哥大”等），某地的流行语很难在外地生根发芽。

５、非规范性流行语的创造者大多文化程度较低，流行词语常常是不规范的，比如，词语的缩略和语素的结合不遵循一般规律，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如北京话中“现眼”略为“现”、“没有商量的余地”略为“没商量”，上海话“脂粉气”略为“粉”，超出了一般的词语缩略和搭配规范。再如，某些流行语的意义和形式都还不确定，比如北京流行语“歇菜”意为“歇着、停止做某事”，但也有人用“歇菜”表示“死”，如“刚才撞上一辆卡车，差点儿歇菜”。很多流行语在书面上也表现出不定型性，比如表示“关系好”有“瓷”和“磁”，表示“闲聊，吹牛”有“侃”和“砍”，表示“在社会上混的不安分的人”有“玩主儿”和“顽主儿”等形式。

６、平行性流行语常常与一般词语处于重叠状态，有的像同义词或近义词，有的像同形词。比如北京话的“路子”和“办法”、“渣儿”和“毛病”，上海话的“拗”和“威胁”、“搭子”和“搭档”，这些成对的词意义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而如北京话的“练”原指“练习”，现指“打架或干某项工作”，“掰”原指“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现指“断绝友情”，上海话的“调”原指“调戏”，现指“戏弄”，“嫖”原指“玩弄妓女”，现指“戏弄、嘲弄”，则词形虽然相同，但意义却是完全不同了。

７、能产性流行语由于使用频率高，会产生衍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构成新词，如北京话由“的”构成“打的”“面的”“摩的”“的哥”“的姐”等，上海话由“分”构成“搬分”、“宕分”、“畚分”、“好分”、“挺分”。二是扩展词义。如北京话的“傍家儿”由“相互依靠的伙伴”引申出“相互依靠陪伴”，又特指“相好儿、情人”，上海话的“含金量”扩展出“质地”、“人的富裕程度”、“人的学识”、“黄色淫秽品的色情程度”等。

一般来说，上述流行语的附属特征是互相包容的，有时还存在因果关系，这正好说明这些附属特征的综合性，流行语的附属特征不仅是揭示流行语性质的重要方面，也是判断流行语的辅助手段。

四、流行语的心理基础和文化含义

时代变革引起心理激荡，反映在语言上是一种力求变化的创新心理。比如北京话将搞钱称“扎款”，将舒服称“滋润”，将完全、的确称“整个儿”等，上海话将质高称“上品”，将假的称“大兴”，使用“勿要忒”的反衬方法表示“很、非常”等，都是要想寻找一种新的感觉。这些词语比原词通俗新鲜，与原词平行使用在不同的场合，起到补充的作用。创新不一定是创造新词，除“扎款”“大兴”等外，大多是对原有词语进行再创造，即进行超常的联想或引申，甚至像上海话的“勿要忒”使用反义。

流行语也反映一种从优心理，“优”指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优势。因此政治、文化或经济上占优势地区的流行语容易为其他地区所借用。比如上海话有些流行语，如“帅”“上档子”“刷（或涮）”等借自北京话，“大哥大”“买单”“港纸”等借自广东话；北京话的“炒鱿鱼”“大哥大”“埋单”“的”等借自广东话。崇洋心理也是一种从优心理，广东话的“摆甫士”“ＣＡＬＬ机”，港台话中的“的士高”“派对”等都借自英语或使用英语的成分。内地的情况也一样，只是这类流行语比港台少一些，如“作秀”“酷”“派对”“拜拜”等已成为普通话的流行语，大量出现在书面上，各地通行。有些只在一定的地域通行，如北京话的“蜜”“Ｔ”等，上海话的“达孛留西”“翻司”等。一般来说，借自英语的流行语要比一般的流行语层次高。这决定于这种流行语创造者的文化层次。

流行语还反映一种平民心理，即创造者赋予流行语与书面语相区别的口语特性，与高雅相区别的通俗特性，与严肃相区别的轻松特性，与等级观念相区别的平等特性。出于这种心态，加上创造和使用者的文化素质，很多流行语不免粗俗，比如北京话将“吃”称“撮”，将“离开”称“颠菜”等，上海话将“迟纯”称“木卵”，将“老谋深算”称“老屁眼”等。一般流行语比如北京话的“板儿爷”“托儿”等，上海话的“上班”“花露水”等都有一定的幽默感。

流行语中反映的逆反心理，大多出自游民、流氓或团伙对社会的一种对立或对抗情绪，有些则出自学生的反传统情绪。比如北京话将警察称“雷子”，将“伤人”称“放血”，将“好”称“盖”等，上海话将公安局称“大庙”，将警服称“老虎皮”，将自行车称“快马”等。

流行语还反映一种团体心理，也即一种排外心理。这与流行语的隐秘性有关。如上述出自流氓团伙黑话的流行语，大多出于这种心理。此外，像北京话的“储”“蹲坑儿”文字等，上海话的“一张分”“吊秤”等，也都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和排外性。

流行语具有比较复杂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背景，大多产生于社会变革的时代，因此文化含量较高。流行语产生于地域社会方言，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地域的流行语常常能反映出不同的地域文化。比如上海传统上商业比较发达，流行语里反映经商的词语就比较多，如“一千元”有“门汀”“一汀分”的说法，“一百元”有“一笼”“四人头”“老人头”等说法，再如“起板价”“砝码”等，北京话流行语中则更多些具有文化气息的词语，如“彩儿”“叫板”“没戏”等。即使同是反映商业活动的一些流行语，北京话要比上海话更透出一些文化气息，如“款哥”“练摊”“侃价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