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

ByeBye”等，上海话借自港台的“大哥大”、借自北京话的“斩”、借自英语的“达孛留西”等。

二、流行语的层级性

从流行语的基本属性及其通行范围来说，将它限定为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的性质显然是不恰当的。一般来说，流行语常常发源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但不等于说流行语只属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像“国脚”“前卫”之类的流行语是由书面语转化而来的。当地域或社会方言的流行语使用的范围逐渐扩大，经过书面语的过滤，就可能成为普通话的流行语，比如“大哥大”“买单”等。普通话中的流行语无论发源于书面或地域或社会方言，加起来数量也是有限的，这取决于地域或社会方言流行语的性质（详见下文），经过书面过滤，能进入普通话就不多。判定一个地域或社会流行语是否进入普通话，有两个标准 ：一是看书面上是否经常使用，这里所指的“书面”不是指一般的书刊杂志和文章，因为目前各地的出版物为了突出地方特点，大量使用方言词语。因此我们所说的“书面”是指权威性的报刊杂志和比较严肃的文体；二是看全国主要方言区域在书面和口头上是否使用。普通话的词汇是吸收全国各地方言土语的词语来丰富发展自己的，因此吸收流行语也顺理成章。

流行语基本上发源于地域或社会方言。我们将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并提，并不是说它们是并列的，因为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不是普通话的社会方言，而是指处于地域方言层面上的社会方言，于是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就处于包蕴的关系，地域方言是各种社会方言的总和，它们处于不同的层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语是发源于各种地域社会方言。比如有些流行语起源于俚俗语，原先只通行于社会的底层群体，或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如北京话的“顺”“Ｔ”等，上海话的“冲头”“煤球”等；有些来自学生或普通知识群体，如北京话的“跟着感觉走”“平常心”等，上海话的“开天窗”“背猪猡”等；有些来自青少年，如北京话的“小菜儿”“飒”等，上海话的“牙大”“吃转”等；有些来自黑话，如北京话的“趟路子”“雷子”等，上海话的“打野鸡”“老头子”等。随着使用的扩散，这些社会方言词就成为地域方言的流行语。因此可以说地域方言的流行语都来自地域社会方言，但地域社会方言词语却不一定都是流行语，因为大部分社会方言词语只使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比如北京话的“考研”“刷课”等，主要使用于学生群体，“放血”“折”等是使用于流氓群体的黑话；上海话的“门汀”“一粒米”等是商贩的行话，“庙”“堂子”等是流氓集团的黑活。由此可见，当一个词语仅仅是一种社会方言，与一定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时，它们只是一种行语、“切口”或黑话，不具备流行语的性质。只有当这种词语在使用中发生扩散，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所使用时，才逐渐发展为流行语。比如北京话的“碴舞”“蹦迪”原来只是学生的“同行语”，“雷子”“底儿潮”等原来是黑话，后来发展成北京地域方言的流行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即有些历史上的流行语，早已不流行或不使用了，但随着某些社会现象的出现，这些旧的流行语又重新流行起来。如“鬼市”“走穴”（北京），“小房子”“仙人跳”（上海）等。一种社会方言词语是否成为流行语要使用上文提出的流行语流行性的四种涵义来衡量，看看它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流行”的性质。衡量一个词是否“流行”会有一些困难，但处于“两端”的情况区分起来是容易的，只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词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表明了一种过渡或发展的过程，无论如何定性，都可以加以说明。

根据上述的讨论，流行语从流行的范围来说，只可能存在两个层次：一个是普通话的流行语，具有全民性；一个是地域流行语，具有方言性。这是从流行语的整体性而言的。从流行语的个体来说，无论普通话的流行语还是地域流通行语，不同流行词语的流行范围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同样体现一种层级性。但不管这些流行语的流行范围如何，它们比起同行语来，通行的范围要大得多，使用频率也要高得多。比如北京话的“撮”“Ｔ”等主要流行于社会和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或所谓的“痞子文学”；上海话的“三妹子”“叉模子”等主要使用于文化层次较低的青年工人、个体商贩等。从流行语的发展来看，通行的范围是逐渐扩大的，每扩大一次，就是过滤一次，从数量来说，也就减少一次，因此越是通行面广的流行语数量越少。换句话说，层次越高的流行语数量越少。普通话的流行语主要来源于地域流行语，而地域流行语则来源于地域社会方言。因此，地域社会方言的一些特征，往往成为流行语的一种附属特性。于是研究社会方言的这些特性就与流行语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三、流行语的附属特性

流行语的附属特性来源于地域社会方言，比如原来属于俚语、俗语、同行语、黑话的一些属性。但原来这些分散的属性却在流行语上有集中的体现，成为流行语的一种综合特征：

１、底层性流行语的创造者主要是市民阶层，有的还来源于行话黑话，所以流行语反映的主要是下层文化。比如北京和上海的流行语就反映了京沪两地五行八作的人和事：在社会上混的“玩主”、冒充顾客帮助卖主销售的“托儿”（北京），对什么事都爱打听或插手的“百搭”、一哄而上赴日本打工赚钱的“黄蜂”（上海）。一些流行语反映了两地市民不同的性格特征：北京人疏懒自大，把“干活、干事情”叫作“玩活儿”、把“从事某项工作或活动”叫作“练”，如“练摊儿”，上海人待人接物非常精明，从“拎得清”“校路子”“轧苗头”等词语中可见一斑。流行语的褒贬色彩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比如北京话带有亲切羡慕色彩的“星哥星姐”“的哥的姐”，带有鄙夷嘲弄色彩的“柴禾妞儿”“醋溜小生”；上海话对不谙熟人情世故的人和事有许多带有鄙夷色彩的词语，如“冲头”“大路怪子”等。也有不少流行语表现了老百姓的风趣幽默，如“一脸旧社会”“憋镜头”（北京），“快刀手”“学习五十四号文件”（上海）等。

２、隐密性流行语很多来源于行话、切口甚至流氓团伙的黑话，因此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反映了某种团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比如“Ｔ”“张儿”（北京），“自摸”“开冲”（上海）来自行话；“照”“拔撞”（北京），“调令”“庙”（上海）来自黑话；“现”“碴架”（北京），“叉路”“脱钩”（上海）来自青少年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