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

流行语是一种词汇现象。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词汇的分类研究。流行语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语言研究界的应有关注，是因为对流行语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流行语的定性或者过宽，与俚语、黑话、谚语乃至新词术语混为一谈，于是失去了分类的意义和研究的价值；或者过狭，把流行语局限于某个地域范围，等同于某种社会方言，将流行语研究纳入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的研究，比如青少年的流行语等等，使得流行语的研究实际上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研究重叠，失去了独立性；“流行”是一种动态现象，“流行”的时间和范围常常不好把握；流行语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流行语的研究必然要与社会变革和文化潮流结合起来，这种研究做不好会失之浅显或流于庸俗；严格来说，一定时期的流行语数量有限，进行微观或断代的研究比做其他词汇的分类研究困难要大；无庸讳言，不少流行语形式失范，内容粗俗，难以引起研究家的兴趣。任何时期都有流行语，但无论从它的发生和发展来看，以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期为最。比如抗战胜利后，国统区腐败横行，欧美文化泛滥，上海产生了诸如吉普女郎、阿飞、抗战夫人之类的流行语；全国解放后，老解放区带来的一些词语在全国流行，北京乃至全国出现了如“搞（关系）”“整（人、思想）”“进步（指提职级）”“爱人”等流行语；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心任务改变，文化发展，思想空前活跃，北京话中像“下海”“大款”“前卫”和“蹦迪”等这些词语，都是这一时期流行开来的。这一时期的流行语发展快，数量大，而且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文化价值和语言学价值。这个时期的流行语所以会来势凶猛，除了上述的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原因外，还反映了媒体的迅猛发展，广播、电视、电影、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书报杂志，比之改革开放之前，是成百倍地增长，为流行语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流行语的发展也得益于当前比较宽松的语言规范政策，使得流行语的创造和发展获得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流行语的大量涌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由于上述的各种原因，一大部分流行语常常会游离于一般词汇之外，不能包含在一般词书之中，语言工作者不得不另行编纂词书来收容这些词语，比如大陆的《北京现代流行语》和《上海流行语辞典》，台湾将出版的《新词语料汇编》等。综观这些流行语词书，对流行语的认识不同，收录词语的范围各异，与新词新语、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俚语、谚语、黑话纠缠不清。比如北京流行语里的“扎啤”“二道贩子”是新词语，“立马儿”“绝活儿”是方言，“狮子大张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俚俗语，“放血”“佛爷”则纯粹是黑话。上海流行语里的“到位”“版票”是新词语，“寿头”“杠木梢”是方言词，“烧香寻勿着庙门”“勿二勿三”是俚俗语，“暗条”“调令”等则是黑话。由此可见，对流行语作一个综合的研究，势在必行。流行语与社会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社会性和文化性是流行语的重要属性，流行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价值，要比一般词汇丰富和高得多。通过对流行语这种属性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社会、文化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某些变化和发展。因此，本文除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流行语的性质、特点和一般属性外，还把流行语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文化属性作为研究的一个视角，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对流行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流行语的流行性

流行语的本质特性是“流行”，因此流行性是流行语的本质属性。“流行”是针对“不流行”而言的，时间性是“流行”的第一个涵义。换句话说，流行语都有一个从流行到不流行的过程。流行语的发展前途只能有两种 ：一是消失，即在使用中被淘汰；二是被接纳，进入一般词汇。第一种前途说明流行语是一个历史范畴，昨天的流行语不等于今天的流行语，甚至连今天的一般词汇都不是，换句话说，已不属于现代语言的词汇系统，只具有历史词汇的身份。比如北京话的“盖”，上海话中的“阿飞”等。流行语是一种动态现象，产生、消失或被接纳都有一个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可以有长有短，甚至有些新词新语本身就是作为流行语而创造的。处在这种过程两端的流行语，前端与新词新语、后端与一般词语容易混淆，这就给流行语的定性带来一定的困难，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流行语的其他属性。

“流行”的第二个涵义是阶段性，一般来说，流行语的“流行”过程是比较短暂的，或者说短暂性是流行语时间性的一个特点。当流行语使用一个时期后，就会消失，如果没有消失，而在这个流行层面达到一定的普遍性时，比如作为北京、上海的地域流行语在北京、上海区已经相当通用的时候，并逐渐失去新鲜感，使用的频率相应降低的时候，流行语就进入了地域方言，成为当地方言的一个普通词语，尽管它们来源于流行语。比如“二百五”“没戏”（北京），“十三点”“炒冷饭”（上海）等，这些当年的流行语早已成为一般词语。像“路子”“翻船”“二进宫”等还进入了书面语。有些当年的流行语现在只在中老年中使用，也早就失去了流行语的性质，如上海话的“兜得转”“掮木梢”等。可见，“流行”几十年的流行语是没有的，老的流行语总要被新的流行语所替代，如北京话表示“好”的流行语由“棒”到“帅”到“盖”再到“顶级”，上海话表示“乡下人”的“阿乡”为“巴子”所替代。被替代的流行语或消失，或进入一般词汇。

“流行”的第三个涵义是高频性。流行语的使用频率比一般词语要高，是一段时间内群众所喜闻乐用的。比如北京话的“打的”“倒爷”等，上海话的“捣浆糊”“勿要忒”等。高频是针对流行面而言的，上面几个流行语都具有地域性，在地域的层面上具有高频性，而像北京话的“潮”“栽”等，上海话的“门汀”“条子”等，只在社会方言的层面上具有高频性，换句话说，只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具有高频性。高频性还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为流行语的“流行”都有一个过程，而且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修养、不同语言习惯的人使用流行语的态度也不相同，流行语的使用有很大的选择性，高频只是相对于一般词语的平均使用频率而言的。

“流行”的第四个涵义的新型性。因此，流行语必然都是新词新语，或者说新词新语是流行语的基础。但不能反推，因为新词新语并不一定都是流行语。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急遽变化，必然会涌现大量表示新情况、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新语，如“创收”“个体户”等，这些词语虽然也具有新型性，但只是一般词汇，而不是流行语，因为它们还缺乏流行语的其他特征。“新”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结构新，比如北京话的流行语“玩一把”“爱你没商量”等，上海话的流行语“勿要忒”“拎勿清”等；第二是语义新，比如北京话的“铁”“款儿”等；上海话的“（一粒）米”“大兴”等；第三是感觉新，因此不少流行语借自外地方言或外国语言，比如北京话借自港台的“酷”、借自东北方言的“造”、借自英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