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ＭＭ），他们“纹眉”“隆鼻”“丰乳”甚至“瘦身”。他们说的这些很新、很时尚的词语，都属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语言词汇的外围成分，这些时尚词语为这个特定的阶层的人们服务，而且服务得很好，这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也有一部分会进入内核部分，对我们的主体语言起一种丰富补充的作用。

记者：是不是语言本身也存在一种生态平衡，有一些东西自然就淘汰了？

郑也夫：词汇流行的时候，那种社会现象是很风行的，后来那种社会现象慢慢也衰弱了，词汇也就跟着不流行了。有的原因可能是周先生说的，没了锐气，不生动了。刚开始生动也就是时髦现象，大家都爱说，说过了以后就像时装一样，这衣服人家不爱穿了。真正要能进入到主流词汇里，那这个词肯定是有一点唯一性的，或者是在生动方面有独到之处，才能一直保留下来，这些词汇被证明确实是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种事情往往并不是有权势的人所能规定的，事实上是比较民主的，大家是自己张嘴来投票的。

周洪波：我们以前的观念是希望一个词出来之后就要用到终生，就像衣服要买特别结实的，能穿很多年。现在观念变了，有些词语出来以后用一段就不用了，或者用几年就不用了，这都很正常，不必都得从一而终。就像坐火车，从北京到广州，有的人可以坐到终点，有的人中间可以下车，不会影响整个列车的进程。其实，语言本身还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像“手机”，就经历了“大哥大”的过渡阶段，并不是因某些人的好恶而改变的。我们平常强调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同样，人和语言也有一个和谐的问题。

词典跟不上词汇发展的脚步

记者：词典本身怎样关注、跟踪、记录这种新词语的发展动向和它的发展轨迹呢？

周洪波：词典作为工具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给人提供方便，为人释疑解惑。读者在查词典的时候，如果查不到新的词语，就觉得不满足。实际上，词典编写和修订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要经过很多道制作工序，词典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和词汇的发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这只是泛泛而论，就新词语词典来说，不管是编年体的还是多年体的，应该尽量能跟时代保持同步，或者至少能大致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个要求也不为过。

郑也夫：新词语词典一方面是为了让那些没有处在新文化圈内的人能明白这些词的意思，另一方面为以后的人研究今天的语言风格，从这里查到出处，作为一种语言的记录。

周洪波：新词语词典在注重描写性的同时当然要讲规范性。它除了一般的释义之外，要有例句和出处，告诉读者这个新词语是有来源的，让人心服口服。还要有出现背景和演变轨迹等内容，编写起来是不容易的。

记者：现在新词语还有一个时代化和国际化的问题，比如说英语里也有很多新词语，是因为社会整个运转速度加快，出现的新事物非常多，包括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和发展速度之快，都不是上一个世纪所能想象的，所以说新词语的大量涌现是不是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呢？

周洪波：关注新词语实际上是很多国家的一个共同的话题，而且相比来说，我国还是远远滞后的。据我所知，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关注新词语，还建有专门的新词语数据库，他们的新词语词典有编年体的，有多年体的。法国有一个委员会，由总理直接主管，定期追踪、监测法语词汇的变化，每年向社会发布。日本对新词语的关注也很早，他们有一本词典，从１９４８年开始每年修订一版，现在篇幅比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还大。我国从８０年代开始整理和研究新词语，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振臂一呼，数十种新词语词典陆续问世，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还把新词新语研究列为一级研究课题，出版了汉语新词语的系列词典，还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新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在新词新语的入典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在力争与国际接轨。

记者：语言学家搜集新词汇的渠道是什么呢？比如说普通人能不能加入到新词语的收集渠道中来？他们能否直接把他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词语提供给像您这样编词典的人？

周洪波：以前我们编写新词语词典主要通过读报纸来收集，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都是我们关注的媒体，文学作品也是我们收集语料的来源。此外还有电视、广播里的活的语言，我们随时听到就记下来。现在我们打算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通过一切渠道向读者征集新词新语。我们真诚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积极参与，随时把平常遇到的、词典上又查不到的不懂的词语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把它编到新词语词典中去的，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路是自己选的，既然选了就要自己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