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嘉宾：周洪波（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室主任）

嘉宾：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主持人：闵　捷（北京青年报特约记者）

语言折射社会发展的轨迹，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新词语。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在《汉语史稿》中说：“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把已经通行的新词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创造新词，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当时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７０％以上，所以王力当时认为，“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５０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

继“五四”运动之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是新词语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诸如“公私合营”之类的大量新词潮水般涌现。而第三个高峰，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二十几年，新事物、新概念、新现象层出不穷，而且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在文化上的宽容度也随之加大，于是新词新语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形态。

语言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对应关系？就这一话题，记者最近特邀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室主任、语言学专家周洪波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先生，分别从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周洪波：１９６０年出生，现任商务印书馆编审、汉语编辑室主任，主要从事汉语新词语研究和语文辞书编纂工作。主编有《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负责主持《新华词典》２００１年版的修订。

郑也夫：１９５０年出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就读于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主要论著包括：《西方社会学史》、《礼语咒语官腔黑话》、《代价论》、《信任论》等。

当代汉语中每年出现１０００个左右的语文性新词语

记者：语言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非常密切，从中国历史上看，新词语出现的几个高峰期都是对应着怎样的社会变化？

周洪波：语言与社会是紧密联系的。经典的说法是：语言属于社会现象，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的变革、科技的发展、人们思维的活跃和观念的更新，都会在语言的词汇中很快地反映出来，突出表现是新词新义新用法的大量出现。远的不说，就从上一个世纪来看，“五四”前后、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分别是新词语出现的三个高峰。据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调查，当代汉语中每年出现１０００个左右的语文性新词语。如近年来随着网络这一新事物的出现，跟网络有关的新词语就出现了一大串，像因特网、互联网、远程登录、电子邮件以及网名、网站、网校、网址、网页、网卡、网吧、网虫、网友、网迷、网恋、网龄、网速、网坛、网络电话、网络经济、网络银行、网络营销、网络小说、网络音乐、网络大学、网络犯罪、网络社会、网络生存、网上婚介、网上招生等，这是语言与社会共变的最好例证。

郑也夫：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语言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不可能还是保持原样的。语言还可以帮助强化一种观念，甚至强化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无论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都分别以不同方式来利用语言。像法国大革命时期，月份名称都改了，因为他们觉得名称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力量，代表了一种君王、贵族的象征，所以语言本身也是有力量的。而我们现在说的是另外一种状态，是社会变迁带来的语言变化，社会上猛然接受了很多新的信息，肯定会在语言上有所体现，有的时候社会变迁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新的信息里的一部分可以用老词汇来体现，但有时不行。比如说像中国词汇里有很多外来语，像中国古代时引进的“葡萄”这个词，从词根上就找不到依附，所以它绝对是一种外来语。中国人内化能力很强，来了一个新词汇以后，往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把它消化掉。比如水泥，原来叫洋灰，东西是外来的，但词汇是中国的，“洋”是一个形容词，后来洋灰也不叫了，叫水泥了。但有些词汇消化不了，因为它太新奇，没法儿左右逢源，也无法归类，像刚才说的葡萄。所以很多新事物逼得非得用新词汇不可。其实从古到今几千年，各个民族吸收别的民族的东西都不少，英国吸收外来语也不少，只不过时间拉得长。一个国家在一个短期内国门一打开，猛然来了一大堆东西，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中国现在就属于这个阶段。

新词语用冒了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语言僵化，那就没救了

记者：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它的语言是否也应该表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形态？

周洪波：社会多元化，语言也自然鲜活、多样了。而且社会越开放，新词语也就越活跃。我们这里谈到的新词语，有的是新造的，如１９９９年底，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新华社的电讯稿中，就新造了双赢这个词。有的是从外语来的，如克隆，实际上是英语clone的音译。有的是从方言来的，如侃大山（北京方言）、炒鱿鱼（粤方言）等。另外还有的是通过语言本身的一些手法简缩的，如申奥、入世等。有的是通过修辞手法得来的，像豆腐渣工程等，把那种劣质工程比喻为豆腐渣，就形象多了。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渠道产生新词语，才使得汉语充满生机和活力，能很好地为我们的交际服务。

因此，对待新词语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不一定苛求它用的时间长、用的人多。这道理如同人们穿衣服，原来我们一直习惯穿单一的色调和样式，如中山装、军绿装等，现在早已不满足于这些了，我们需要各种款式和色彩的休闲装、宽松服、Ｔ恤衫乃至各种奇装异服，因为新式服装穿起来更随意、更潇洒，更能体现人的性格特征，满足求新颖求变化的心理。只要喜欢，穿上一两年就值了，没有必要穿它个十年八载。从这种意义上说，新词语用冒了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语言僵化、词汇贫乏，那就没救了。

记者：现在我们口语里出现了很多科技新词，像克隆、ＣＴ、ＩＴ等，这些词已经变得非常口语化了，大家也都明白，不必解释，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周洪波：这也是新词语出现的渠道之一，叫科技术语的语词化。克隆原来是科技术语，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出现了，直到１９９７年英国“克隆”出多利羊这一事件，这个词语也就从科技术语进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起初是克隆羊，后来又有了克隆牛、克隆猪、克隆兔、克隆猴，甚至克隆人等说法。随着克隆这个新词的一再出现，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意义——复制的意思。如去年有关媒体报道了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出席一个顶级记者的年度招待宴会，布什非常风趣地告诉大家，他正式“克隆”出了一个副总统切尼，这样他就可以享受四年的悠闲时光了。科技术语的语词化，无疑与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众传媒的影响有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