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解读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

如《药》这篇小说，什么“药方”，什么“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固然可以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主题解读。但是，鲁迅先生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是否真有如我们所分析的高度呢？我们结合其“立人”那一以贯之的思想，将其主题定为“揭示民众的麻木落后”又有何不可？再如《祝福》，我们将其主题定为诸如“‘三权’罪恶”、诸如“礼教迫害”诚然也是可以接受的阐释，但如果有学生如上一样，认为是“揭示民众的麻木落后”又有何不可呢？

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对作品主作出多元的解读，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最高表现，是现代社会对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检验一个思维过程或结果是否属于创新思维的范畴，有三个重要标准：1、独立性；2、发散性；3、新颖性。由此可见，在文本解读过程中，鼓励学生作多元的解读，正符合这三个指标：1、学生对作品作出的多元性的解读，以其个性鲜明的思维为基础，他们解读作品所得到的意蕴，是他们独立思索的结果；2、学生们解读结果往往是多样的，从而表现为很大程度的发展性；3、最重要的是，学生的解读过程，常常是一种探新的思维活动，学生得到的不同的主题解读，都会无一例外地具有不同的、新的因素，具有很强的新颖性。

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章熊先生说：“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我现在感觉突破口可能在阅读方面。阅读教学取得突破的关键，在于承认它的‘多解性’。”⑻

三、“文本互涉”，号准鲁迅小说本文意义的主脉

“‘文本互涉’也称‘互文性’，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相互模仿（包括具有反讽意味的滑稽模仿或正面的艺术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情况。当然也包括一个文本对另一文本的直接引用。”⑼这种现象，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作家笔下描述的对象，总是处于三维共时状态下的立体化对象，由于语言表述的一维性，使得作者不可能在一部作品，甚至所有的作品中完美地塑造他心中的艺术形象，也很难完整地表现他全部的思想观念，他必然会在潜意识里多次修补他的作品，从而导致他的作品“文本互涉”的现象产生。因而，我们在解读一个作家的艺术文本时，面对作者的不同文本，应保持一种整体的、比较的眼光，要在互涉文本的对照中去领悟他的作品的深刻内涵，并在相关性的寻绎中去理解其作品的整体思想。鲁迅小说，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系统，我们应将其视为一个共同的文本世界。

英伽登（［波兰］Romanlngarden）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在描写某个对象或对象的环境时，无法全面地说明，有时也并未说明这个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物，尤其是事物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都永远不能通过语言的描述获得全面的确定性。我们不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无限丰富的性质表现出来。”⑽的确，如果我们以孤立静止的观念看待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他笔下的人物及其思想内蕴，获得的必然是片面的解读结果。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析《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时，说其“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鲁迅先进的小说集《呐喊》、《傍徨》在笔者看来，却系“虽云短篇，颇同长制”。我们的确可以把他的所有的短篇小说看作一个整体，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构成，当作一个共同的本文世界。鲁迅先生正是以一种“散点透视”的笔法让各种人物登场、下场，表现其思想观念。而这些人物，却又往往“互涉”，可以在互照互证的对读中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接受美学”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本全新的视点。但它也不是没有弱点的，它也存在着严重的缺憾，那就是对读者的上帝地位和作者的附庸地位的认定。这个致命的隐疾使得这一新颖的理论成为“跛脚”理论，使其反派理论找到了攻讦的把柄。──有人就直接以“为作者辩护”（［美］Ｅ·Ｄ·赫什《为作者辩护》）为题撰文反对它；意大利著名学者昂贝多·艾柯（Umberto·Eco）更是给这种理论观指导下的解读过程取了一个美名，叫“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在不少人眼中，它是一种偏颇极端的文艺鉴赏观，因为它缺乏一种辩证、理性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不重复和重构一件艺术品藉以产生的那种创造过程，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种艺术品”（考西卡）⑾。要想对一部作品有深彻的理解，抛离了作者的解读，就会成为一种武断的臆想。

虽然，艺术品一经问世，它肯定会被许许多多鉴赏者──包括提交鉴赏范式的批评大家和普通阅读者──用自己的时代意识和审美观加诸阐释和改造，它的面貌就会不断更新，这是一件好事，否则，艺术品也就无法发育、成长，变为充满生机的艺术活体了。但同时，它又可能被某些鉴赏者“改造”得面目全非。所以，要想真正理解一件艺术品，并使其不断获得新的活力，非得去审视、研究它的创作过程不可，看一看艺术家是怎样把它创造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创作过程”，包括诸多的因素和环节，其中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创作心态”的问题，考察艺术家的创作心态，是对其文化心理素质和创作内驱力的深层思索。所幸的是，鲁迅先生离我们并不遥远，他的生平家世可以查考，他的手记书简可以爬梳，对他的“创作心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诸多线索。

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鲁迅青年时期即为他关注：根据许寿裳先生回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约始于1902年到1903年之间，也就是他到日本留学不久的时候。他的思考分为三个层面：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而后，在他的一生中，这个问题就成为他研究和表现的中心，他的作品里，写着他对中国国民性敏锐、准确、深刻的把握。

弘文学院学习时期鲁迅所思考的三个有关国民性的问题之一──“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在《“圣武”》中，作者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那就是“缺乏‘精神燃料’”。“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赵某地候补矣”（《狂人日记》），鲁迅先生深切地明白，“改造国民精神”是一个艰巨万分的理想，民众骨髓里的传统思想，不容于世俗的“异端”很容易被传统拉回所谓“正轨”。且不说好不容易从字缝里看出“吃人”的狂人终于“候补”去了。即使有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的彻底的思想的子君也回去了，回到了她曾经逃遁的旧式家庭，郁郁而终。鲁迅先生是看到了他理想的“立人”境界实践的困难，因而着多地是着眼于“阴暗面”，以“骂”的方式唤醒民众的觉醒，他为《呐喊》无人觉醒而《彷徨》，以《故事新编》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可见其间的痛苦悲慨与万分焦灼。从鲁迅的杂文、书信、创作都反映了他以何等焦急的心情关注着国民精神的改造。“在他，国民精神状态不仅是关系到当前，而且是关系到长远的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也就是说，鲁迅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放在国民精神的改造这个基点上加以考虑的。”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