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不堪作教学范文

看过叙事，就可以按“课文练习（一）”分析此文是否“在记游的基础上说理，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按常理，火尚明、力尚足，入洞不到十之一，就莫名其妙地出洞罢游，这种事，除了自责，实无话可说。介甫可是非常人之比，他深于心计，懂得百事“择术为先”（帝问治世何先，荆公对曰：“择术为先”）。有术，则无话可说亦有文可做，而且能化凡为奇、变浅若深，以失为得，语无逻辑也貌似文有曲折……术之妙用无穷。故有术总是胜过有道，此国人所习知者也。中段貌似叙事，其实以辩议为骨干。例如此游所入未及十一，至浅也，而反复铺排推论：“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者又加少矣。”“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反复强化“深”，则自己“浅入浅出”的真相被障蔽，“深入”的错觉已在读者脑中印成，此笔墨障眼之术也。作者是个立志矫俗变世之士，对此次废游的关键原因，始终闪烁其辞，以至后文议论的诚伪，都无从辨识。文中说是“悔其随”，不记游洞却用许多笔墨写“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等情事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则咎在他人，而非悔恨自己，其悔不诚。正是“始终不肯认错之意，溢于言表。”而《教学用书》编者，却傻乎乎地说什么“突出‘悔’字，为下文借事说理作依据。”且那时所谓“火”无非手持大把松明，是“且尽”还是“尚足以明”？举目可知，怎会误信而随？作者是三十四岁的人了，怎么会如幼儿尾随大人似的“遂与之俱出”？即使悔随，再议论也不出韩文公“行成于思，毁于随”，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记游基础上的说理”可发？

这又是常人之理，介甫不然，史称“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观其行事可知，所谓“以辨博济其说”者，实即以自己的错误与失败辩说成对方罪责。试看从叙事之末句“余亦悔”，转到议论段的首句：“于是余有叹焉”，就可领教出王安石如何以失败之游反作“余之所得”的本钱之“辨博术”。作者撇开“悔”字不去深思自咎，却突如其来（《教学用书》却胡说“自然转入”）地叹起古人来了：“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时则从今溯古，地则由天及地，其事虽肤浅而所叹高大矣。下句却又放开古人，接以地夷近则游者众、险远则至者少一句，这本是妇孺皆知的废话，依据“深人无浅语”的思维定势，则又似概括出普遍真理矣。再将“险以远则至者少”的七字敷衍成二十三字：“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所罕至焉。”增字不增义，又恍若思致奇丽矣。近众远少二句议论虽与“古之观天地”不接，更和自己游“不能十一”而出之事无关，总算靠同义反复而语意连贯，“非有志不能至”的结论，也还顺理成章。“教学用书”力言：处处照应上段叙事，突出“有志”为中心，却是不实之赞。上段叙事根本回避自己有志无志，何处有过照应？这里首出非“志”不能，紧接“有志矣”，又立即叉开言“然力不足”亦不能，再又叉到“而无物”亦不能，步步节外生枝，何得谓“突出中心”？至于“志”“力”“物”，更被编者吹嘘得天花乱坠，三事分立并列而谓：“阐明其间的内在联系”“揭示辨证关系”“从事物的规律性归结到人的主观能动性”“逻辑十分严密”……竟连颂扬经典哲学的动听赞词都贴上了！其实略一思考就明白：游山洞先要有意（《说文》：“志，意也”），次则身体许可，再带上必备之物这点经验，游人尽知，不游也懂，何须搬弄高深哲学？与游不游褒禅山又有什么要紧关联？且王安石与四人既有意游山矣，力又足、火尚明，是志、力、物三者俱足，“规律性、能动性”皆备，竟出而废游。此游的事实是检验“志、力、物论”诚伪的唯一标准，废游岂非“规律”破产、“能动”未动，“必要条件”实未必然也，胡吹些啥？此游成败与有无“志、力、物”无干，议与事脱节；大书三字为了故作深思状，全属无的放矢；三字非深游亲得，纯系面壁想当然而出，乃不争的事实。这等与事无据、把常识装扮为真理的议论，无助启迪读者，作者本无实感，虽不发可也。

在罗列了“志力物”这点旅游常识须知后，王安石公布“余之所得”了，据《教学用书》说：“是记游内容在思想认识上的理性概括和深化”，有“特定的思想意义。”即文中以下二句：“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这一句很莫名其妙，力能至险远、观奇伟，反倒可讥可悔邪？与全文立意大反，语无逻辑，也算“理性概括”？课文为之注云：“然力足以至焉”“下面省去‘而不至’之类话。”已见上文者下文可省，情理自明者可略，修饰语可以简约；要是连否定辞意也可省为肯定、或者去肯定辞能作否定句，则天下文章如何读？粗疏失语，文理不通至此，还好意思吹捧为“语言精要得当，以至文章难以增删改换”！教材之蒙骗学生，亦甚矣。下句“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按：“而不能至者”五字正当改换在上句“至焉”之后方宜。不可省而省，可省不省，“精当”云乎哉），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这是假定句——要是“尽吾志”的话，则如何如何。这恰恰表明议论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是在反事实！这也正是“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的真正法宝！画鬼容易画人难，君子耻言过其行，故没那么多奇谈高论可发；一旦言不顾行，议论不受事实检验，任凭假设随意推论，即使成天“高奇”，有何难哉！又如前面叙事一字未提及“人讥”，名曰“悔随”实“咎其欲出者”，至此却大书特书“于人为可讥，于己为有悔。”倒像挺委屈似的，此皆言不顾行，议不由衷，死不认错之作风也。青少年一代，最好别学这一套。

至若篇末重提仆碑，手法与废游而叹古人观天地一样，此则借碑文而“悲夫古书之不存”，似乎学问陡然博大了。其实古书纵然只字片纸尽存，又能怎样？许慎《说文解字》与经传汉唐古训虽在，然而不禁“坡者，土之皮也”之类蔑弃古书古义的王氏《字说》与《三经新义》，有帝王撑腰，荆公不是照样可以将私臆胡说颁行天下，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解读吗？古书无能而权势万能，才是古书真可悲处！然而权势不可能完全禁锢天下人之思考，故王安石又说对了：“此学者不可以不深思慎取之也。”

王安石之才学自然有其卓异于人处，诗文也有佳作。然而其才性偏固之失异常突出，作为一意孤行、师心自任之士，一旦权倾天下，即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文如其人，故文章有专横独断习气，是毫不奇怪的。令人惊讶的是，震于荆公仰仗皇帝全力维持的威名，与王氏新学为神宗后二百年赵宋昏君奸相一贯强制推行的权势，不独旧评有人吹嘘此《记》“在王集中第一”，而且至今仍旧只见虚辞滥美的所谓欣赏不断发表，而罕见对如此明显的文理不通之病作实事求是的批评，岂非怪欤？联想起当代评论界对与王安石同朝的苏轼诗文却有数不清的“积极与消极”“进步与保守”的苛细批评辩讼，独对王安石诗文几乎只有颂美而无如实分析，二者对照，评论界分明有种不言而喻的思维定势：只要其人主张“变法”“维新”是法家，则其文章不必读，内容必正确无误，艺术自优秀非凡，所谓“鉴赏”实无鉴别，只有妄赏，一门心思变着法儿挑好听的说就是！连“深思慎取”这一为人治学的金玉良言，也可以变成不思滥取者的口头禅，实在可悲！大中学校的文学教育，对一代青少年的素质影响至大，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可惜只知采取各种手段、耗尽师生全部时间精力在课文上，而不注意认真检验所选课文有无真正典范价值，却远未引起世人重视，更无措施让师生讨论教材本身的是非优劣，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重要缺憾与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