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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褒禅山记》不堪作教学范文

傅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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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王安石是北宋中期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力神,遂使这篇平庸凌乱的小游记长期享尽不虞之誉。验诸本文,溢美之辞,并皆不实。“华”“花”之辨,谬妄无据;碑文“漫灭”而“其为文犹可识”,文理不通。叙事则入洞“不能十一”就废游而出,景无所见,心无所得,大写所谓愈深愈难愈奇,纯属妄发空论;王氏既有游之志、力、物而不果游,却侈言志、力、物三必备条件,是无的放矢。“三愈”“三事”都是人所共知的浅薄见识,而故作高深理论,掩盖失败原因,教训他人,以失为得,适足见其为文不诚。不诚无物,而必欲死装高深奇伟,故不断东拉西扯,思路凌乱。教材编写者不学不思而滥取妄赞,则其文其评与所倡言的“深思而慎取之”,正背道而驰;以此教人,只能误人,岂堪作“范文”取法?

关键词: 正与谬 事与理 情与伪 浅入浅出与深思慎取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是篇即事生议的记游文,历来多为评论鉴赏家所叹美。中学语文教材虽屡经更改,文言文入选篇目变动较大,而荆公此文一向是在选之列,可见此文在中学语文教学界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一篇古文入选教材,自应情辞可观,事理可思,经得起推敲且耐得住咀嚼,方不负其为青少年启迪心智、涵养才性方面发挥其他学科所无的陶冶功能,这恰恰是语文教学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所在。正是教书育人的职业神圣感,时时督促自己对每篇课文不敢掉以轻心,授课之前,必反复讽咏,细心推究,深恐治学粗疏而教瞎范文,有负学生。结果发现,有的课文名气虽大而文理多病,实不堪作为范文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而编者或囿于历代传统选目之旧框框,或慑于现代文化风潮之新成见,不能深思慎取,望名滥选。评析鉴赏者更缺少自具只眼的学养与据实评论的文德,大凡入选之篇,似乎都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一味称颂,不遗余力,因而连一些本来显而易见、根本无法讲通的文病,也必百计为之强说曲饰。中学语文教师若以此类陈词滥美之言作为参照宝典,教学依据,其妨教误学之害即可想而知了。每念及此,心为之痛。谓予不信,请以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为例,试作剖析,质诸不欺心、不误人的语文教育界同道。

这篇游记,叙议了二事:一是为褒禅山的本名“华山”正名纠谬,作者自以为是“深思慎取”的佳例;二则借自己偕兄弟等四人游华山洞半途而返的扫兴事发议,教导世人要达到“奇伟瑰怪”之境,必须具备意志、脚力、物资三个众所周知的条件。正山名与游山洞二事各不相谋,造成全篇事无中心,意无主旨,强合成篇,正如清代文论家刘熙载所指斥的“无一不文”。且所记之事实属庸常,记游笔墨了无精妙,本无新意可以兴感;将自己游洞“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就跑出来的失败之游,勉强引发作旅游需要有意志、脚力、物资的议论资本,终觉事理不相应,装腔而做势,这既是做文章之大忌,又丧其与读者平等对话的诚意。事之价值在其理,理之依据在于事,理与事一脱节,即使再正确,也难教人信服;事游离于理外,就发生是否值得一记与一读的疑问,而不仅仅是文之典范与否的问题。曾有善于学者云,读古书古文有三诀:第一步“以古为敌:……逐渐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读书方能入理。”第二步“以古为友:……把古人当如良友,相互切磋。”第三步“以古为徒:不妨把他人的书,拿来批阅……批评越多,知识自然越高,……”此实为读书有得的正确方法。本着《游褒禅山记》中王安石自己所提倡的“深思慎取”的治学态度,对此篇游记作一据实考查,依原文顺序,先辨山名之谁正谁谬,次观事理之为离为合,则此文有无选作教材的资格,即判然可晓。

一、不知“华”即“花”,妄生山名正谬之辨

王文的首段意在辨正山名,三句辩辞,竟有明显文理病句二,妄言独断者一。以下试就原文予以分析。

为辨山名,作者首句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判断道:“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山之“阳”不过说山朝南一面,这与华山之洞“名”有何必然联系?只有习惯于大言欺人的英雄,才敢全无逻辑又斩钉截铁地断言:“华山洞者……以其山之阳名之也。”高中语文教科书注释云:“南宋王象先《舆地纪胜》写作‘华阳洞’。看正文下句,应作华阳洞。”(按:今此洞仍名为“华阳洞”)据此可知作者连洞名都未弄清楚,就敢于指责他人“音谬”,这胆子也忒大了。此是一。下文紧接曰:“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既说“其文漫灭”——碑文笔划模糊字迹不存,又说“独其为文犹可识”,这叫什么话?“为文”是古代习用语,乃作文、写字之意,碑文既“漫灭”,则“独可识”的“为文”无论取“作文”还是“写字”之意皆不可通,明属无理“不辞”的病句。编注者无胆无识,不敢指瑕,只得含糊其词地将“其为文”增字曲说为“碑上残存的文字”。若然,则何不曰:“独‘花山’二字犹可辨”,语简而意明?原文“其为”二字又如何狡辩得过去?词义语法是天下人公认共守之物,不通就是不通!即使是身居宰辅的“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语),也难以尽掩天下人眼目!此是二。

在以上两个文理不通的病句之下,接着一句,王安石曰:“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据说是精意所在,“对我们今天的治学态度和精神,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里妄生的正谬辩解,《教师教学用书》的“补充注解”或许也觉得原文有语病,所以又代为作者弥缝:“王安石认为碑文上的‘花’是按照‘华’的古音而写的今字”。究竟从何得知王安石有此古音今写之意?“华实”之“华”分明是花朵果实之“花”的意思,同石碑残文的“花山”的“花”,全无分别,有何正谬可辨?蓄意标新立异,就需要训诂上的确凿依据,这是治学方法上谨严与否的大问题,为此本文不得不费辞辨析之。

首先,吹嘘此文者每提醒读者,通篇“按之俱是论学”。我们细按原文,不能不说王安石的治学论断是极不严谨的,其根据有四。首先,判定“今言”(即当时当地群众的习称)为“谬”而己说为“正”,所据止是仆碑残文这一孤证,实难以推翻公众相传的“今言”,另立己说(古有名从主人的原则)。此其一。词义需要组织在文句中才能完全确定,石碑全文既已漫灭不存,只有“花山”二字可识,又安知此词在上下文句中之使用意义为肯定为否定?此其二。再者碑文既已不存,则立碑年代不能明,又何从得知此碑残文必为此山取名之初读本音?此其三。更何况“华实”一语,无非“花朵果实”之义,“华实”之“华”,音义并同于“花”,“华”“花”之间根本不存在谁正谁谬之界,同音同义,何来正谬之辨!今王氏强生分别,斥人谬谓己正,自诩为“深思慎取”,适足以表明其狂妄独断,不学不慎之过。荆公与编者补注以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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