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瑞涛
一
《哈姆莱特》第五幕一开场的场景是一片坟地,两个小丑正在那里掘墓,其中一个口中唱道:“年轻时候最爱偷情,觉得那事很有趣味;规规矩矩学做好人,在我看来太无意义。”这戏谑的歌声竟让一心报仇的王子驻足聆听。小丑接着唱道:“谁料如今岁月潜移,老景催人急于星火,两腿挺直,一命归西,世上原来不曾有我。”⑴歌声搅乱了哈姆莱特的心境,这个曾经希求着死了就什么都完了乃是最好结局的人在最终的复仇一步步临近时,突然变得不安起来,当初他虽然装疯卖傻,可是言语行动中仍不失高贵,可是现在却有点玩世不恭,他拿起一个也许生前是朝臣的骷髅说道:“难道这些枯骨生前受了那么多的教养,死后却只好给人家当木块一般抛着玩吗?想起来真是怪不好受的。”⑵
于是他和掘墓的小丑攀谈起来,一边听他说自己埋人的经历,一边问他人要多长时间才会腐烂,并打问着每个骷髅生前是何等人物。王子甚至在骷髅里找到了一个自己以前的熟人,就是那个惯爱开玩笑的郁利克,看着他的枯骨,他问身边的挚友霍拉旭“你想亚历山大在地下也是这副形状吗?”霍拉旭答道:“也是这样。”于是哈姆莱特说:“也有同样的臭味吗?呸!(掷下骷髅)”“也有同样的臭味,殿下。”霍拉旭诚实地回答说。王子有些怅然若失,不再有前几幕中的坚定,他开始说一些“怪话”:“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霍拉旭!要是我们用想像推测下去,谁知道亚历山大的高贵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他甚至更为伤感地叹道:“凯撒死了,你尊严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⑶
艺术品的伟大在于:作品大于创作者本人。一个艺术家是凭着直觉来把握真实的,他本人也许并不理解他创造的作品的意义,正因为此,他才赋予了作品不朽的价值。莎翁在王子通向复仇的最的一站上竟设计出这样一种场景,一种和古典悲剧相悖的展现人生荒诞的场景,使他的整出悲剧有遭到颠覆的危险,因为照此推论下去,报复将失去意义。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把王子从这种处境中解救出来,因为看来用尽理性的办法都无法比眼前的一大堆骷髅更有说服力,而且白天那鬼魂也不能搬出来救场。有讽刺意义的是,此时莎翁借助了另一个非古典的力量来使整个戏剧又回到了古典悲剧的轨道上,这种力量就是:偶然性。国王,王后,还有一大群朝臣忽然出来,他们是来为可怜的奥菲利娅送葬的。这样,王子又被现实拉回到复仇的激情中来,戏又可以接着演了下去。
二
莎翁写作的大背景是连绵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继它之后的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运动一起开启了现代性的大门,在这数百年浩浩荡荡的大变动中,神性世界正在让位于一个人性的世界,目的论控制下的世界模式也正在潜移默化地被机械论模式所代替。转换时代里,旧的、新的、传统的、前卫的精神都统统混在一起,人们一会儿生活在过去,一会儿却又置身于将来,古老的观念在不断地动摇,而新的观念又未站稳脚根。在这片移动的大陆上,越伟大的艺术家,就越能提前体验到人在未来世界的感受,同时也会深深陷入两大世界体系的矛盾斗争之中。
在哈姆莱特的前四幕中,古典模式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社会等级,复仇,鬼魂……都映证着人在那种模式下应该如何行动,以及会遇到什么样的价值冲突。当正义、复仇和仁爱、宽恕两种理念在哈姆莱特心中斗争时,他只是陷入古典的道德困境中,如此下去,他也将在类似古典雅典悲剧的模式下结束自己不幸的生命轨迹。然而,文艺复兴毕竟不是古代希腊的复活,在看似完全古典的艺术里,莎翁也许是不自觉地就把一丝现代性掺入其中。
第五幕的开场的确非常奇怪,它打破了古典常规,王子不再关心什么精神问题,现在刺激他的是肉身而不是灵魂。因为古典时代的人被放在天堂与地狱的背景下,所以死后对人们来说有着更大的恐惧,这是一种对灵魂归宿的恐惧,可是在这出戏里,天堂和地狱隐退了,王子只关注生前那个肉身的一切和死后这堆枯骨臭味,在前边几幕里搅得王子不得安定的灵魂死后的去向问题竟提都没提!当王子感叹亚历山大生前的业绩和死后也不过化成枯骨一堆的时候,他似乎并不在意还有个亚历山大的灵魂在地狱受罪或在天堂里享福。
数百年之后尼采大声宣布:“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⑷这句话也许把王子当时心中无法表达也不能表达的东西完全说了出来。在一个诸神消隐的世界上,人类将以何种精神建立他的新生活呢?这不能不使第三幕中希望人死了就完了的王子继续思考下去,尽管有无数古典的事件干扰着他,但是到了第五幕开场,他的思索还是有了一个结果,虽然这个结果是如此模糊。如果死了就是死了,那么活着的一切将失去意义,世界、人生都将落入虚无主义的荒诞性存在里。
在世界将进入古典之际时,柏拉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坚定地认为灵魂不能死去,他明言:“假如灵魂是不朽的,我们该爱护它,不仅今生今世该爱护,永生永世都该爱护。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疏忽了它,危险大得可怕。因为啊,假如死可以逃避一切,恶人就太幸运了。他们一死,他们就解脱了身体,甩掉了灵魂,连同一辈子的罪孽都甩掉了。可是照我看来,灵魂是不朽的。它不能逃避邪恶,也不能由其他任何方法得救,除非尽力改善自己,尽力寻求智慧。”⑸柏拉图也同样清楚这是用理性无法证明的“事实”,他毕生都在证明,可是到死时理性也说服不了自己,到了还是得靠信仰来支持起行动的坚定性。同样到了古典时代终结的时候,康德也参透了其中三味,为了拯救古典性的价值,他提出“至善只有以灵魂不朽为先决条件才在实践上是可能的;从而,与道德法则不可分离地联贯在一起的这种不朽,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公设。”⑹
因此,一旦王子开始希望灵魂有死,那么后面的报仇就没有了必要,报仇、不报仇,高贵、低贱,死了都一样是一堆枯骨,价值层级被没有灵魂不朽的死亡给拉平了。这样看来,第三幕中王子那“生存还是毁灭”的追问与第五幕中墓边的沉思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他的这种思维是古人想过,又小心地避免开的思路,可是现在它又在文艺复兴中醒来,在哈姆莱特的心中复活了!沿着这种思路下去,古典性就会被突破,可以说哈姆莱特所体验到的,正是现代性下由虚无主义抛给人生的荒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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