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部剧作被称作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在这些剧作中，莎士比亚看到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抨击资本主义利益原则的邪恶性质，展现出阶级压迫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但他把社会斗争归结于抽象的善恶好坏的道德问题，仅仅看到思想的力量，个人的作用，而忽视了人民大众，因此在冷酷的、充满罪恶的社会面前，单枪匹马的个人主义英雄往往被碰得头破血流，悲观、茫然、幻灭，陷入不可解脱的内心矛盾与悲剧结局。在悲剧终场时，没有一个主人公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以至后人把莎剧结束的第五幕称之为“死床”。但玉石俱焚的可怕结局，又表明了剧作家对人类世界的希望：杰出之士死了，为个人利益使尽花招的野心家也难逃死亡的命运，但正义却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正义和美德百世流芳，邪恶却为人唾弃，遗臭万年，重整河山仍期待着后来的英雄。其尖锐的批判锋芒，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对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使莎士比亚的悲剧至今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戏剧史上的丰碑。
除了“四大悲剧”外，在这一时期里莎士比亚还根据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撰写了《尤利乌斯·凯撒》（１６０１）《雅典的泰门》（１６０５）、《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１６０７）、《科利奥兰纳斯》（１６０７）一系列悲剧。
３、传奇剧时期（１６０９～１６１３）：
晚期的莎士比亚创作呈现出脱离现实，转向梦幻世界的倾向，以幻想来解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风格也为之一变，充满童话式的想象，富于明快的节奏。其作品有《辛白林》（１６０９）、《冬天的故事》（１６１０）、《暴风雨》（１６１１）等。这些剧本的情节大同小异，都是主人公先遭到灾难与不幸，后来得于偶然契机转危为安，甚至因祸得福。虽然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宽恕和谅解的精神贯穿全剧，主张用爱心医治旧日的创伤，强调忏悔、改过能产生新的希望。剧本的人物和背景极富传奇性，人物动机近似荒诞，突出运用了大量巧合与偶然事件。
莎士比亚的剧作是西方戏剧艺术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在他的戏剧中，展开了如此广阔的生活画面：上至王公贵族，下至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剧中婆娑起舞，而每个人又有各自的爱憎、伤悲与欢乐，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是阴险狡诈、极端自私，麦克白与伊阿古不同，同是勇于为理想、正义献身，奥赛罗与哈姆雷特各异。不同的人物生活在各自的典型环境中。
莎士比亚是无与伦比的戏剧结构大师，他的剧本固然有悲、喜剧之分，但在创作实际中又打破了悲、喜剧的界限，不受严格的传统体裁划分的限制，从而展现出更丰富饱满的人性和人物的精神世界。他善于描写几条相互平行交错的线索，来促进生动复杂的情节发展。写作技巧上则表现出一种奇妙的戏剧紧迫感，逐渐加快的情节发展的节奏，往往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神来之笔，令观众惊叹不已。
莎士比亚剧作的语言，完全是诗化的语言，柔婉如同淙淙流水，激荡如惊涛拍岸，令人回味无穷。据后人统计，莎士比亚所用的词汇在一万五千个之上，并善于用比喻、隐喻、双关语，许多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语言已经成了英文中的成语、典故，极大地丰富了英语词藻。语言形式则既以无韵诗为主，又杂有古体诗、民谣体、俚谚与轻快滑稽的散文体对话，可谓多种多样、丰富生动，成为构成莎士比亚戏剧艺术大厦的基本材料。
莎士比亚还创作了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一般认为是在１５９２～１５９８六年间陆续完成的，一到一百二十六首写诗人与一位贵族青年的友谊变化，一百二十七到一百五十二首吐露了诗人对一位“黑肤女子”的恋爱，形象生动，富有节奏感，表现了人文主义者对真、善、美的认识与理想。
莎士比亚生前并未享受过多的荣誉，他死后的二百年里也并未得到普遍的肯定。到了１９世纪中叶，人们重新发现了莎士比亚，并形成了一门新学科──莎学。但由于莎士比亚出身平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生平资料又过于匮乏，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戏剧创作生涯产生怀疑，甚至还挖空心思地找出了莎剧的“真正”作者。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材料推翻莎士比亚的著作权。莎士比亚作为一代文豪、伟大的戏剧家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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