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有关资料

“可以这样吗？”塞罗问。他本来是躺着的，现在坐起来了。

“剧本本身也存在这个情况，”威廉回答，“只要我用得恰当。挪威发生着骚乱。你不妨听听我的计划。

“自从哈姆莱特的父亲逝世之后，最近被征服的挪威人又逐渐猖獗起来了。挪威总督派遣他的儿子霍拉旭──哈姆莱特的老同学，而且是同学中最勇敢贤明的一个──到丹麦来督促舰队的装备，这方面的工作在新登位的淫逸的国王统治下却进展得很缓慢。霍拉旭熟悉故世的国王，参加过他的战役，并得到他的恩宠；因此鬼魂第一次出现的情境对他来说是近乎情理的。新王召见霍拉旭，并派遣雷欧提斯到挪威去，通知他们艇队即将抵达挪威，霍拉旭正是被委任办理这件事情的；另一方面，王后对于哈姆莱特按照他自己的愿望和霍拉旭一同出国这件事情是表示同意的。”

“感谢老天爷！”塞罗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谈威登堡和大学吧，那是叫人不痛快的事情。我认为你的意见非常好，因为除了这两个相距甚远的题目──挪威和舰队──之外，观众便不需要再去幻想任何东西了。其余的东西他会看到的；其余的东西就在他眼前；他的想象力可以驰骋于全世界。”

“你很容易理解到，”威廉说，“我是怎样设法使其他部分联合在一起的。当哈姆莱特把他叔父的罪恶告诉霍拉旭时，霍拉旭劝他一同到挪威去，取得军队的协助，带着武装的力量回到国内来。哈姆莱特对于国王和王后是极大的威胁;他们觉得只有送他到舰队去,一面派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从旁监视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妥善的办法;正在这时候雷欧提斯从法国回来了,他们决定让这个一触即发易于动武的青年人去跟踪哈姆莱特。逆风推迟了船期,哈姆莱特回来了;他在墓地徘徊也许是想到了什么幸运的动机；他和雷欧提斯在墓场相遇的一场戏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我们绝不能删除。之后，国王决意就地解决他，于是离别的欢宴、假意地和雷欧提斯调解等等都煞有其事地举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豪侠的比赛，雷欧提斯和哈姆雷特决斗了。没有这四具尸体，我无法结束这个剧本；这四具尸体不能缺少一具。公众选择的权利又发生效力了，哈姆莱特向霍拉旭吐露了遗言。”

关于剧本和小说的区别

一天晚上，我们朋友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小说和剧本问题的争论。塞罗认为这是没有结果而且争执不下的辩论；两者就它的本身来说都是最好的，但必须在它们本身的范围之内而言。

“关于它们的范围和样式，”威廉说，“我承认我还没有弄明白。”

“谁又弄明白了呢？”对方回答，“然而逐步往这个问题靠拢一些总是有意义的。”

关于这个问题他们谈论了很久，也谈得很融洽，他们讨论的结果大致如下：

“在小说方面如同在戏剧方面一样，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的天性和人的行为。这些虚构故事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它们外在的形式；也并非要使这个人物在某种情况下必须说话，或者让那个人物的历史大致被叙述出来。遗憾的是许多剧本不过是小说加上对话而已；把戏剧写成书信的形式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小说里面，主要表现的是情感和事件，而在戏剧中则是性格和行为。小说必须缓慢地前进；主要人物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说必须约制整个展示本身和得出结论的那种倾向。相反的，戏剧必须急速前进，主要人物必须迫切前进直到结尾为止，它并不有意去约制，但实际上是被约制了。小说中的英雄必须是受约束的，至少他不能有高度的主动性；而在戏剧里面，我们要求的是人物的积极活动和行为。葛兰迪逊、克拉里莎、派米拉、费卡·威克斐德、汤姆·琼斯等人物，如果他们不是受约束的，至少是行动缓慢的人物；而发生的事件则根据他们的情感成为某种形式。在戏剧里面，英雄并不由自己来形成什么；一切事情都面对着他，他在前进的道路上清除并屏弃各种障碍，要不然自己便被障碍压倒。”

我们的朋友也是同样的意见，就是说在小说里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机会来支配；但同时又必须常常被人物的感情所支配和引导；另一方面，代表外部无关事件的命运带动人物前进，他们是不由自主地走向没有预料到的灾祸，这只有在剧本里面才能是这样；机会产生同情的情境，但绝不会是悲剧式的；另一方面，命运常常显得非常可怕；而且具有最大的悲剧性，它把破坏性的连锁带给犯罪的人，而无罪的人却无缘无故地与他同归于尽。

这些考虑把他们带回到《哈姆莱特》剧本和它结构的安排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剧本里面的英雄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比之于性格；只有事件驱使他前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剧本具有小说的扩张性。但是当命运摆布一切，故事从一个恐怖的行为引申出来，英雄总是被推向前去做一些可怕的行为。作品具有高度意义的悲剧性，结尾也是最具有悲剧性的。

──选自《莎士比亚研究》，张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关于哈姆莱特（索天章）】

《哈姆莱特》这部戏不一定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但是它受到最多数人的重视。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此剧的评论不可胜数，各种解释都有，几乎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解释了。只有一点似乎还没有人仔细研究过，那就是，《哈姆莱特》这部戏虽然是与英国历史剧完全不同的伟大悲剧，它却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莎士比亚在写英国历史剧时，是从宣传都铎王朝的政治思想开始的。他在前几本英国历史剧里阐述了英明的君主的必要性和弑君篡位必然招致灾祸的论点。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谈过。莎士比亚写《亨利四世》上下集和《亨利五世》的时候，他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他的写作艺术也随之提高。他进一步发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他对于像亨利五世这样的“模范君主”开始持有保留的态度，对于他所耍的权术有所怀疑。在《裘力斯·恺撒》一剧中他同样研究这一问题，开始感觉到它并不像他原先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等到他写《哈姆莱特》的时候，虽然篡位弑君是重要的背景，他看出哈姆莱特所面临的乃是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为他父亲报仇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莎士比亚这时开始将眼光放在整个社会上面，同时仔细分析了哈姆莱特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样，《哈姆莱特》便超出了历史剧的狭窄范围，而莎士比亚的视野更加广阔了，他的观察更加深入了，同时他的写作技巧和语言艺术都达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