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有关资料

与上面提出的问题相联系，我们又询问万老，侍萍在这个相见的场面里，开始时是不是也对周朴园有点依恋之情。万老回答说：“侍萍在周家曾经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吃得好，穿得也好，又有爱情。以后是一落千丈，过了３０年的痛苦生活。这种初恋当然是不会忘怀的。为什么侍萍在周朴园下来以后不马上走呢？她是想看看，看看她３０年前那么爱的人怎么样了，看看现在的周朴园对她是什么态度。结果是想象中的多情的大少爷，一下子变为现实中面目狰狞的资本家。她完全没有想到周朴园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她的幼稚。”

──夏竹《曹禺与语文教师谈〈雷雨〉》

【两个阶级之间的爱情故事──曹禺《雷雨》症候分析（蓝棣之）】

曹禺在８０年代有两次谈话，对于自己的创作有很深刻的理论概括，其中谈及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十分精辟。他说：批评家运用逻辑思维，应当而且可以看到作家创作时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如果作家创作时就想得那么有条有理，那么，他就可能创作不出来了。我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作家“有心”，批评家能够“忖度”它。曹禺还说：一个作家进行创作，他反映真实的生活，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在他所描绘的社会生活中，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渗透在里边。作家反映真实的生活也就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艺术观点。不是先有某种预定的观念。不能用马列主义观点代替作品的主题。主题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从生活来的。（田本相：《曹禺访谈记》，收入《曹禺创作论》）

曹禺这段话里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一、作家创作时的确存在着他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对于他所创造的文本，也有他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含义。批评家的工作是对此加以解释，应当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批评家要能够“忖度”作家的“有心”。二、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渗透在他所创造的文本里，批评家可以而且应当从文本里去分析。三、作品的主题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

曹禺这席话，有根据认为，部分的目的是在答复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里，对于曹禺创作的《雷雨》所作的批评。

司马长风在这本著作的有关章节里，一方面高度评价了《雷雨》的成就，称《雷雨》一经面世，话剧界前辈和诸位大家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田汉等的剧作，便立刻黯然无光了。这些老大家不禁都瞠目而视这个年方二十六的后进小子。另一方面，司马长风又尖锐批评了《雷雨》，称《雷雨》是一部多面投机的作品，甚至于说曹禺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无动于衷，执着的只是一点兴趣、一点野心。司马长风说要想了解曹禺初期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内容成分，必须把握三个因素的微妙平衡：第一，在曹禺心目中，第一个权威是观众，必须使观众感兴趣他才能成名，因此他的剧本，个别场景和情节味特浓。这是他成功的基础。第二，他要敷衍的是当道者，当时的政府，正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府。第三，他要应对的是弥漫上海文坛，号召阶级斗争的左派势力。

司马长风所说的“多面投机”，指的是他认为曹禺一方面在艺术深度上下功夫，一方面在政治上花枝招展；一方面要表现温良的人性，一方面又突出无情的阶级意识。在迎合国人传统观念（也敷衍南京政府），满足观众趣味方面，他不但把侍萍写成一个仰之弥高的伟大母亲，而且把剧中的反派主角周朴园，也写得深情款款。对于左派的敷衍，主要是突出矿工鲁大海，以及揭露周朴园的凶恶，但突出得都很失败。司马长风认为曹禺对于突出阶级仇恨，粗心大意，缺乏热诚。例如剧本写鲁大海揭发周朴园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司马长风说他本人是哈尔滨人，那条江堤只有两丈多高，坡度很大，断不会有崩塌的危险，而江水不深，要想死一个都不容易，怎能同时淹死两千二百人？司马长风还认为，鲁大海这个无产阶级形象，也足以使马列主义者感到呕心。鲁大海是三个工人代表之一，一同进城找董事长周朴园谈判，结果另外两个工人代表受了收买，背着鲁大海在协议文件上签了字，自回矿山号召工人开工去了。其次，鲁大海发现妹妹与周萍有染，居然也顺水人情，赞同无产阶级女儿与资产阶级阔少爷结婚。诸如此类，在左派人士看来，都是阶级出卖和阶级投降，是对于无产阶级的侮辱。

司马长风认为，正是由于曹禺的面面俱到，广拜神佛，反而弄得多面不讨好：左派评论家对《雷雨》始终冷冰冰的，斥责他抱着“悲天悯人的心境”，玩弄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反共评论家直斥他奉中共指示而写作，甚至连累而及于艺术评价，例如指《雷雨》一剧完全以易卜生的《群鬼》为蓝本，再加上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的一点情节，而《日出》一剧始脱于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原野》则是受美国奥尼尔《琼斯皇帝》的启示而写成。

我想对于司马长风的这些批评，最能触动曹禺的，恐怕就是说他本“无动于衷”，他的创作只是对于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敷衍。曹禺为此的答复是说，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观点、艺术观点，亦即他的“衷”，他的“心”，是渗透在作品里的东西，而不是作品之外的东西，同时，曹禺说他肯定是有动于衷的，只不过他的“衷”有可能在创作时还未意识到，希望批评家能够从中分析出来，把他心里想说而又说不出的东西解释出来。

司马长风的批评是深刻的，曹禺的答复是坦诚的。面对《雷雨》的文本，考虑到司马与曹禺双方的意见，我有兴趣的问题是：曹禺有什么非写不可的理由？在他的创作过程中，那些他未曾意识到的东西，表现在哪里，又是怎样推动他的创作？

《雷雨》是一部头绪太多的剧本，好几个故事交错在一起，作者并没有想得很清楚，作品的脉络也不是很清晰，这都给阅读带来困难。大概是在１９７９年，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当时叫北京语言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曹禺对我们谈起《雷雨》的一些情况。他说，在５０年代，有一次他坐火车去外地，临座而不相识的乘客正好谈起了当时正在北京上演的《雷雨》，其中一位问这个剧说的是什么事，另一位回答说，是一家人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曹禺当时解嘲似的说，遇到这样的批评家，真是没有办法！这说明普通观众很难了解剧本取材和主旨。曹禺还说，有人对他说剧中人物鲁大海和周萍的年龄与剧中发生的故事对不上，剧中人物侍萍在３０年前除夕抱着刚生下三天的孩子跳河自尽，由此推算起来，鲁大海应该３０岁，周萍３１岁，可是，在作品里，鲁大海却是２７岁，周萍２８岁。对此种责难，曹禺说：我写的是文学，不是数学，怎么可能拿数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呢，文学不能那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