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境角度解读韩愈的《师说》

韩愈推崇儒学，力排佛老。而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的出现，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自汉代传入，至唐代盛极一时。据皮日休《文薮·十原系述·原化》记载，当时人们对西域来的佛教徒“举族生敬，尽财施济”“慕其风蹈其者，若百川荡不可止”，可见佛教流行的盛况。佛教主张与儒家教条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离儒教愈远。佛教既广为人们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师道的被毁，也就成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宠而向儒教挑战，儒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坚出而排佛，韩愈就是代表之一。联系这些言语情景进行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师说》第三段所举历史名人对象，是当时备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为论证就有极大的说服力，也足见作者另意所在。所举事情“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既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原则，而且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提供了佐证。

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业”就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儒家的经典著作。“惑”就是学习这些著作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传道”“师道”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当时的封建秩序。《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李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能行古道”，其实就是在传承儒道，弘扬儒家思想，当然就更值得称道了。何况，李蟠的“通习”，也与“今之众人”的“耻学”和“童子”的“小学而大遗”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耻学”是糊涂的，“小学”是不明智的，应该反复学习研读的是“六艺经传”，是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无疑，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把“传道”“师道”“能行古道”等等“道”义作为理解的重点。准确把握“道”的实际内涵是“儒家思想”，要从“传道”的角度去认识韩愈反对流俗见解的巨大勇气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作《师说》是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抵制由佛教影响造成的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作的一次努力。

语境三：文以明道，提倡古文运动。

唐代的古文运动崇儒复古，提倡散体，为唐代散文革除六朝骈文旧习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以他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优秀的古文创作，为该运动的后继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师说》正是这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韩、柳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语言要新颖。对那些“言之有物”的古文也要“师具意而不师其词”“言贵创新，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师说》赞扬李蟠“好古文”，就是指的爱好他们提倡的那种古文。

韩愈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重要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韩愈的《原道》《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都是反映时代精神，抒发愤慨不平、对社会现实深刻批判的杰作。《师说》中作者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文中，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地。它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轻视学习的社会风气，层层深入，借用古今、幼长、下层艺人与上层官僚等多方位的对比，从正反方面申说“必有师”的道理。“其皆出于此乎”“惑矣”和“吾未见其明也”“其可怪出欤”，把这几句评论联系起来揣摩，情感逐层递进，言辞愈来愈激烈，一个对“士大夫之族”强烈不满的情感呼之欲出。全文整齐的排偶句和灵活的散句交错运用，配合自然，使语言奇偶互现，错落有致，气势雄壮，在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上建立新的论说文美学规范和秩序。

综上所述，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它反映了现实，作“郁于中而汇于外”的不平之鸣，由反流俗力量来作强烈感情倾向，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师道”思想；它也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存在明道倾向。解读韩愈，也可以把《师说》看作是他倡导古文运动的一个庄严宣言。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