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境角度解读韩愈的《师说》

语境，就是言语环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情景语境指说话时的人物、背景，包括文中涉及的人物、时间、处所、社会环境及交际手段等。要理解韩愈的《师说》的思想内容，除了需要依据全篇的内容，还必须联系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等情境。这样解读《师说》，其结尾就不仅仅是附记性质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内容就不单是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韩愈为什么要作《师说》，从表面看结尾从写作缘起作了解答，是为了赞许李蟠。究其原因就是一个“能行古道”。具体分析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是“不拘于时，学于余”。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两条，就值得韩愈为他写篇文章赠送？正因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学经历实践了韩愈古文运动的思想，成了触动韩愈针对现实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一个借口。

语境一：不顾流俗，奖励后学。

“不拘于时”，所谓“时”，就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当时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之人，还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当时向他请教的青年后学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和指示有加。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地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方辞。愈以是得狂名。”当然，这里的“师”，并非教孩子写字和断句的学塾老师。韩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谓“师”，是指学业上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请教，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时却有一部分人以从师为耻，把当老师的人视为“狂人”。当时社会上出现这等怪事，韩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颜为师，奖励投书请益的青年后学李蟠等。《师说》结尾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严正批驳了上层“士大夫之族”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明确指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授业解惑”，打破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教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提出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平等的相对的，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即能者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他论及当时社会上各种“耻学从师”的现象，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说明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之类，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作者反复申述了师的重要性。

《师说》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再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情境进行分析，我们从中就可看出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遭到当权者的排挤，以至“居长安，烦不暇熟，又挈之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士大夫之族”耻师轻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时俗的限制，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这与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师道”主张是一致的。作者赞许的正是李蟠的这种“师道”精神，“学于余”也不说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学，其实是“学于道”，因为作者已说明“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而已。

语境二：复兴儒学，阐发“道”义。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是藩镇割据和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的佛老蕃滋。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