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解

韩愈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他又非常热心于教育。对于教育，韩愈曾经发表过很多的意见，但大多散见于他的许多文章中，专门论述教育的文章并不多，而《师说》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篇。

在《师说》中，韩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师道”。他说：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从“吾师道也”来看，“师道”是学道的意思；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来看，“师道”是以有道者为师的意思。把这两种意思合起来看，“师道”就是以有道者为师并从而学道的意思。

韩愈作《师说》，是送给他弟子李蟠的，为了表彰李蟠“能行古道”。那么文中为什么又要大谈“师道”呢？这是有其客观的政治原因的。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是阶级矛盾相当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相当激烈的时代。在统治阶级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佛老盛行，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严重地损害了封建的君臣关系以及与封建政权相适应的父子、夫妇等封建伦常关系，也严重地损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韩愈是一个君权论者，又是中小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言人。为了维护封建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也为了维护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韩愈和藩镇军阀，特别是和佛老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唐代自武则天起，历代皇帝几乎都崇奉佛教。僧寺道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到了中唐时期，寺院经济更有了恶性的发展，如《旧唐书》卷一○一载辛替否上书中宗时说：“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之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从此可见，僧寺道观侵占了多少土地，和中小地主阶级的矛盾自然十分尖锐。

在思想上，道讲“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宣扬“清静无为”。佛讲“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宣扬“清净寂灭”。而这都是对封建的君臣关系，以及与封建政权相适应的父子、夫妇等封建伦常关系的大破坏。这在韩愈看来，不论从维护君权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维护他的阶级利益出发，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大骂佛法是“夷狄之法”，佛老是“不耕而食，不工而用，不贾而资”的寄生虫，是造成社会上的“穷且盗”的总根源。祸根不除，社会自然就不得安宁了。

那么，怎样除法呢？韩愈主张“诛民”说，即：“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佛老非君非臣，自然就是民了。这样的一些民既然“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当然就应该“诛”了。然而，一则佞佛信道的人并不是很少的一些人，甚而连皇帝都佞佛，诛是诛不尽，也是不能都诛了的；再则思想信仰问题，还得用思想信仰的办法来解决。因此，韩愈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所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就是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僧、道还俗，烧毁他们的经卷，没收他们的寺庙；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就是教育的手段了。

韩愈所说的先王之道，当然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那个儒道了。儒道讲仁义，而所谓具有仁义内容的道，实际上就是韩愈所要维护的封建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文有诗、书、易、春秋，而没有佛道的经卷；法有礼乐刑政，而没有佛道的清规戒律；民有土、农、工、贾，而没有僧尼和道士；位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而没有住持和教主；服有麻丝，而没有袈裟和道服；居有宫室，而没有寺庙；食有粟米果蔬鱼肉，而没有斋饭。总之，在韩愈所要维护的社会里，没有佛老存在的地位。

儒道还讲有为，韩愈说：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俗修其身者，无正其心，俗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这里所谓的“传曰”，是韩愈引用的《大学》中的一段话。《大学》是儒家的经典，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和佛老的学说不同，“治心”不是为了“外天下国家”，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有为，就是对维护封建的等级、伦常关系有所作为。封建的等级、伦常关系得到维护了，韩愈的目的也就得到了。因此，韩愈除强调用强制的手段之外，还主张用“先王之道以道之”这样的一种教育手段。

然而，唐代却是一个“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时代。到了韩愈所生活的中唐时代，“师道”就更式微了。正如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所说的那样：“今之世，不闻有师。”如果有人愿意确立师弟子的关系，便会遭到嘲笑，所谓“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学子“耻学于师”，学者则怕为人师。对此，韩愈非常感慨，他说：“由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为了挽回这种颓风，韩愈曾作过多方面的努力：被贬潮州时，他曾“出己俸百千为举本”，延师建学；当国子博士时，他更上书皇帝，请求“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四门馆生员；他还积极鼓吹“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他更“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因抗颜为师”。给李蟠的赠言，所以要大谈“师道”，不过还是为了挽回这种颓风所作的一种努力罢了。

韩愈讲“师道”，其用心无非是要提倡“尊师重道”。师之所以应当受到尊敬，因为他肩负着传道这样重大的任务。在《师说》中，韩愈所说的那些话，不论是正面主张，还是反面批评，都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应当承认，韩愈的这个主张，不仅在当时反对佛老上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在今天，还是应当得到肯定的。当然，我们不讲儒道，而是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还不重要吗？肩负这样重任的教师，还不应当受到尊敬吗？单单从这一点来看，《师说》就很值得学习。

当然，在《师说》中，韩愈还提出了一些别的有价值的观点，如“人非生而知之”的问题。他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是否肯于从师而问，作为人之所以为“圣”、为“愚”的根本原因。他说：“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既然“圣”与“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先天，而在于后天是否肯于从师而问，那么，这自然就是对儒家历来所标榜的天命观、天才论的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