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贾谊的《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的代表作，是西汉初期的名文，是古典文学中脍炙人口的政论作品之一。文章写于汉文帝（前一七九～前一五七在位）即位初期。当时正处在陈胜吴广所发动的农民战争刚刚过去，西汉帝国刚刚建立而尚未巩固的时候。如此强大的一个秦王朝，竟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被推翻了。秦王朝当初为什么能吞并六国呢？后来为什么又失败得这么快呢？汉王朝为什么能胜利呢？汉王朝又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致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呢？这是西汉初期一切政治家、思想家都要认真思考、做出回答的问题。例如，早在高祖时期，陆贾就为此写过《新语》；到文帝时，张释之又“言秦汉间事”，言“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贾山又借秦为喻写了论“治乱之道”的《至言》，等等，而其中最有名，最为人称道的是贾谊的《过秦论》。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批评秦始皇，说他不知道打天下和守天下的方略应该不同，说他能兼并六国而却亡于陈涉的原因是“仁义不施”；中篇批评秦二世，说他上台后未能对秦始皇的错误政策立刻刹车，未能迅速地拨乱反正，反而沿着老皇帝的错误道路走得更远；下篇批评三世子婴，说他在东方已乱的情况下未能固守关中，其“救败”的方略有错误。三篇的中心各有所重，但第一篇所提出的“仁义不施”是关键性的。我们在这里也是讲他的第一篇。

《过秦论上》从“秦孝公据殽函之固”到“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为文章的第一段，总的叙述了秦国由弱到强，一直到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其中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是秦国强大的开始，从此秦国的疆域向东扩展到黄河边上，逼得魏国由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迁都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去了。惠文王、武王、昭王是使秦国大发展、并为日后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人物。这时合纵、连衡的斗争极其激烈、复杂。东方六国的实力还相当强大，他们士马精研，人才济济。但是在秦国外交和军事力量的猛烈攻击下，他们节节失败，愈败愈惨，秦国已形成了居高临下、高屋建瓴的架势。到秦始皇上台后，终于吞并六国，统一了天下，而且南取百越，北却匈奴，使秦王朝的强盛达到了顶点。

接着，从“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到“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为文章的第二段，叙述了秦王朝胜利后所实行的种种错误政策。“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是第一点。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其目的是为愚弄人民，箝固人民的思想。“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云云，是第二点，是对全国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实行种种严厉的武力防范。

贾谊只提出了这两项。其实秦始皇的错误政策还很多，如对人民所实行的“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砂”的经济掠夺；建阿房、修坟墓、筑长城等连年累月、不顾人民生死的繁重徭役；以及秦始皇个人生活的骄奢淫逸，离宫别馆遍天下，“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等等。这些错误政策，有些是大家公认的，有些还颇有争论，例如“焚书坑儒”就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对复辟势力实行专政”的革命壮举，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如此强大的东方六国都被秦国逐个吃掉了，那时也没有人事先替他们毁除“《诗》《书》百家语”，把人们的思想都统一到“以吏为师”上来；等到全国胜利之后，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手，反而害怕一伙子书生造反，岂不是怪事！谁都知道书生是以“软弱动摇”出名的，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又往往是善为既定的政权服务的，这就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嘛！做为一个统治者，在全国统一之后，不能因势利导，不能兼收并蓄地吸收、改造、利用各家各派的学说来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服务，反而小题大作地实行全面的思想禁锢，把一些已经依附他，或者正想去依附他的书生们赶走，这样的做法绝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美政。刘邦建国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肖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史记·太史公自序》），从而使汉代初期又出现了一个类似战国的思想学术比较活跃的局面。

从“始皇既没”到“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是文章的第三段，写陈涉发难，天下云集响应，推翻了秦王朝。秦王朝是被农民推翻的，这是事实。秦末农民起义是陈涉首先发难的，这也是事实。但是陈涉起事后不到六个月，他这股势力就被秦将章邯打败了，陈涉本人也被叛徒庄贾所杀。真正推翻秦王朝的，是继陈涉而起的项羽和刘邦，但是贾谊不管这些，他所突出的是陈涉。他认为正是这个“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正是这个“蹑足行伍之间，倔起阡陌之中”的小人物，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而那个震铄古今、使人间之战慄的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就如此迅速地崩溃瓦解了。他这样突出陈涉，固然有他写文章的需要，这样写对比鲜明，容易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但是不容忽视，这里也表现了贾谊的眼光，表现了贾谊对这位农民英雄的高度评价，以及他透过这个历史事件而对于那种蕴藏在下层人民当中的巨大力量的觉察。司马迁就是在贾谊的这种启发下为陈涉立传的，他不仅把陈涉列入“世家”，而且还进一步地把他这次起义比作汤武革命和孔夫子写《春秋》。陈涉俨然成了圣人了。有人说，因为刘邦也是追随陈涉起义的，所以汉朝人都不否定陈涉。这话不对。扬雄就在《法言·重黎》中写道：“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这与贾谊的距离简直再难以道里计，尽管这位扬雄前几年也曾被钦定为“法家”。

最后，从“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为文章的第四段，是作者根据以上史实所发表的议论，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秦朝统一全国后，力量当然比过去更强了；而陈涉等一群起自草野的“乌合之众”，当然也无法与过去东方六国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但是秦国竟吞并了六国，而最后却亡在陈涉之手，其原因贾谊认为就在于秦始皇不行“仁义”。在贾谊看来，打天下的时候不讲“仁义”尚可，守天下的时候不行“仁义”就不成了。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评法批儒”的时候，有人就说这是贾谊“蒙受儒家反动说教影响较深”的表现，说这是贾谊的一条“事关路线的原则性错误”。其实，所谓“仁义”，在汉初不过是指一种政策方略，是与“残虐”、“暴政”相对而言的。项羽好坑杀，刘邦性宽和，楚怀王命刘邦西取咸阳，于是人们就称此行为“扶义而西”；刘邦入关后，废除了秦朝的苛法，与民约法三章，不接受百姓们的贡献，能使之“安堵如故”，这就更是被人拥戴的“仁义”之师了。这与“儒家的反动说教”有什么关系呢？贾谊所指责的“仁义不施”，就是前面第二段所说的那几项，这是完全正确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汉初政治家思想家们由社会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一个道理。当刘邦蔑弃《诗》《书》，自吹是“马上”打得天下的时候，陆贾就说：“马上取之，宁可以马上守之乎？”当刘邦欲排斥“儒生”（这时的“儒生”）时，叔孙通说：“儒家不可与进取，却可与守成。”其意思都差不多。强调守国要有新方略，要有兼容并包的更大的度量，这是对的；但如果把攻与守的方略之别强调得太绝对，也不合适。一个完全不讲“仁义”，残虐无道的人，他不仅不能守，而且也不能攻，他根本不可能在群雄角逐中战胜对方，项羽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