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思想家，他从性恶论出发，创立了“隆礼重法”的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以下所引《荀子》只注篇名）所有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只不过圣人和君子能够化性起伪，而小人却“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性恶》）。只有通过外在的“礼义”约束和法律制裁，才能使人为善。古代的圣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性恶》），采取德法并举的手段，就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荀子总结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成相》）

一、国之命在礼

基于性恶论，荀子在强调以德治国时，并不像孔子和孟子那样注重道德的自律、强调“仁义”，而是注重道德的他律，竭力提倡“礼”。“礼”主要包括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在《荀子》一书中，“礼”是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的总称。“礼”既贯穿在社会的分工关系中，又贯穿在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种“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君子》）的伦常秩序中，起着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作用。“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存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大略》）荀子把“礼”抬到极高的地位，“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只有遵守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最终结束割据状态，实现天下的统一。

１、“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子提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以“礼”治国是取得天下的重要途径，不以“礼”治国就会丧失天下。他明确提出：“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天论》）成汤和武王取得天下，就是因为“以国齐义”的缘故，先王正是因为以德治国才治理好国家。荀子明确得出结论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隆礼尊贤而王，尊法爱民而霸”（《大略》）。只有隆礼贵义、爱民勤政，才可以治理好国家。

２、“礼”是养民富民的根本。荀子并不象孔子和孟子那样重义轻利，但是，放纵人欲又会造成国乱民贫的局面。因此，荀子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强国》）。君主的以身作则是决定以德治国成败的关键，他说：“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强国》），古代的“圣王”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以德治国，“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俗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君子》）。他希望当代的君主向“圣王”学习，这样，百姓就会“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强国》）。荀子清醒地认识到，大臣的道德水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君主一定要谨慎地选择大臣，防止“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的“篡臣”。大臣应该遵循礼义和法律，以德来辅佐君主。“谏、争、赋、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臣道》）。荀子把臣子对君主的“忠”分为大忠、次忠、下忠三种，“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非柬而怒之，下忠也”（《臣道》）。而且，“忠”并非一味听从君命，“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臣道》），甚至可以“从道不从君”（《子道》），这也是继承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

３、积善成德。由于“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性恶》），人们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来懂礼行礼。荀子明确指出，任何人通过道德修养都可以成为圣人，尧禹也不是天生的圣人，而是通过化性起伪、积善而成的。“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劝学》）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要持之以恒、积微成著、积小成大，“积土成山，风雨生焉；积水成潭，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在修养的过程中，要反省存善，“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修身》）。学的目的是为了行善。“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圣人也不过是把所学的东西付诸实践而已。只有“行之”，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学”、“君子之学”。

二、法者，治之端也

与孔子和孟子不大相同的地方是：荀子正确地认识到道德并不是万能的，单纯依靠道德并不足以教化百姓。荀子指出，尧舜虽然是天下善教化他人者，但是，尧却没有办法教化自己的儿子丹朱，舜也没有办法教化自己的异母弟弟象，所以，在强调德治的同时，荀子也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法者，治之端也”（《君道》），“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荀子阐述了“礼”和“法”的关系，认为“礼”是制定法律的根据，“法”是为了维护“礼”而制订的。“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所以，在制定法令时，必须符合“礼义”，否则，就会“害事乱国”。

１、重法。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目征其末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