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云受
2、周汝昌同志把高续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说成是“存形变质”的假《红楼梦》。他认为,高鹗续书以后,“整个全身走了样,变了质”,高鹗续本与《石头记》脂评本(前八十回)的思想倾向是完全对立的。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能对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作具体分析,以揭示“存形变质”之说的荒谬性。我们只能从《红楼梦》流传史的角度,谈一点意见。人所共知,在程甲本问世前,脂评本在社会上手抄流传,其影响仍是有限的。程甲、程乙本相继印行后,《红楼梦》立即迅速地传向全国。据清人记载:“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后红楼梦序》)“世人喜观高本,原本遂湮。”(平步青《霞外捃拾》)解放后,文学出版机构数次印行《红楼梦》,据以排印的就是高续本。这就是说,两个世纪以来,《红楼梦》的巨大影响,是高续一百二十回本产生的。世世代代的广大读者是通过阅读一百二十回本,认识《红楼梦》的高度思想艺术成就的。如果一百二十回本是“存形变质”的假《红楼梦》,那末,《红楼梦》的价值是怎样被那些未能见到脂评本的读者、研究者所认识呢!按照周汝昌的说法,必然引向这样一个结论:一切根据一百二十回本写成的《红楼梦》评论,都毫无价值可言。然而,迄今为止,红学史上的大多数评论、论著都是以一百二十回本为对象的,不能简单地否定它们的价值。
3、分析评价作品显然应当看整体实际,而不应在细枝末节上兜圈子。可是,周汝昌同志为了否定高鹗续书,就置后四十回的作品实际于不顾,认为“伪续四十回书”“只是表现了两点思想内容,一点是宝钗夺婚,一点就是‘沐天恩’、‘延世泽’。”后四十回中复杂、尖锐的矛盾、五光十色的生活场景及其意义,就都被阉割掉了。任何一位能正常感受小说艺术的读者,都不会不体会到,高鹗笔下最动人心弦的篇章是主人公宝玉、黛玉的人生和爱情悲剧,千千万万读者曾经为这一悲剧而热泪纵横。然而,周汝昌居然没有提到它。而且,高鹗在描写宝黛的人生、爱情悲剧时,不仅遵循前八十回中渐趋激化的叛逆者与封建正统派的矛盾冲突,继续刻划宝玉厌弃封建阶级人生道路,鄙屑封建意识形态某些规范的思想性格特征,而且,围绕主要人物的命运,展开了多方面的生活场景与矛盾冲突,大家庭内为了财产和权力而进行的倾轧,太平县与江西粮道衙门内的黑暗与丑恶,广大人民对世家大族的仇恨与抨击……都与宝黛的悲剧相互联系,构成了一幅鲜明的时代的画卷,使得一对青年男女的憧憬,追求与幻灭获得了深广的社会背景,避免了孤立地描写爱情的缺陷。两百多年来,高续四十回之所以能同前八十回连接成书,一百二十回本之所以被广大读者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正是由于矛盾冲突的展开、情节的延续同原作基本一致。虽然续书中有些局部不符合前八十回的构思,但只是瑜中之瑕;从全体看,续书是成功的。周汝昌抓住续书中的某些枝节性的败笔,企图证明后四十回“一派胡言,满咀梦呓”,这种粗暴的批评,对于红学的发展,很难说是有益的。再看看宝玉的形象塑造,高鹗的描写确有几处败笔,为巧姐讲《烈女传》,即其一例。但这只是人物形象上的几处污点,并没有改变人物性格的基调,更没有使人物形象变质。后四十回中的宝玉仍然在人生追求、思想意识的许多方面,与封建家长处于对立的状态。由于宝玉年龄的增长,家长对他的期望也越来越迫切,压力也日益沉重,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思索、追求与苦恼,也日益深化、强烈。主人公的时而疯癫、时而清醒,正是外部压力日渐沉重、内心痛苦空前激烈的表现。最后宝玉前去应试,并不是对过去的背叛;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诓这个功名”,表示对功名的轻蔑。从整体着眼,高鹗对宝玉的刻划是符合前八十回中的宝玉形象特征的。可是,周汝昌仅仅抓住几个枝节缺陷就断定,在续书中,叛逆者与封建正统派的“矛盾冲突全部悄悄地归于无有,而且宝玉的思想变得竟与贾政一模一样”。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作品,人们岂不也可以在前八十回中找出某些细枝末节,证明原作中的宝玉就是封建家长的孝子贤孙吗 ?你看,元妃命他题诗,他颂扬“盛世”,并且写上“臣宝玉谨题”;他又曾经说过,应该“为君父生色”。如果不看形象整体,只盯住这几点,人们是不可能认识原作中宝玉这个叛逆者的基本特征的。可见,把握作品的整体实际,是我们评价一切作品,包括《红楼梦》续书,不可须臾相失的原则。
4、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悲剧性。我们认为,曹雪芹的悲剧构思在续书中基本上得到了完成,其具体体现就是宝黛人生和爱情悲剧的真实描写。正如蒋和森同志指出的那样:“补书保持了作品的悲剧主题,使前八十回不至成为残篇断简,缩小了它的影响。”⑦周汝昌同志则称后四十回为“坏尾巴”;他认为,贾府“破败之后,结果其惨无比”,“令读者可骇可愕”,续书没有这方面的描写,违背曹雪芹的原意;他并且指责续作者用宝黛爱情“掩人耳目”。这些意见,实际上是把《红楼梦》的悲剧看成为封建家族衰亡的“悲剧”。从这一见解出发,他主张续书要写“重要人物的身份地位的大改变”,凤姐变成妾侍,平儿成为正妻,宝玉沦为贫丐,茜雪等可以影响昔日主子的命运。
我们与周汝昌的分歧,实质上牵涉到对审美悲剧的不同理解。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悲剧性人物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与人生价值相联系着。在《红楼梦》的数百个人物中,能给人以悲剧性感受的人物,主要是受迫害的年青的生命,而宝玉、黛玉则占据着中心位置。曹雪芹在这一对封建叛逆者的身上,寄寓了只有在未来才能真正实现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直接与封建家长坚持的封建主义的人生观念、伦理规范尖锐地对立着,不可调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论贾府是兴盛,还是衰亡,这种人生理想都面临着封建传统势力的压迫与摧残,最终趋于毁灭。在小说第五回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引子”中,有这样几句曲文:“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这实际上是作家对小说的悲剧的主要内容所作的简括提示。高鹗续书忠实于曹雪芹“怀金悼玉”的构思,按照原作的矛盾冲突,把宝黛的悲剧结局刻划得撼人心弦、催人泪下。虽然在贾府的衰败方面,也许写得不及曹雪芹构想的那样惨,但这并不影响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表现。因 ??宝黛的悲剧不是源于家族的衰亡,而是由于家族统治者,作为那个世界传统势力的代表,不能容忍、接受一对叛逆者的爱情。对于这一方面,续书的描写是充分的。续作者写出了封建家长对叛逆者施加的日甚一日的强大压力,展示了悲剧冲突的尖锐性、深刻性,因而显示了悲剧的必然性。历来欣赏、肯定续书的广大读者,主要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所以,《红楼梦》是一部“怀金悼玉”的悲剧,一对叛逆者的悲剧,是曹雪芹的血泪之笔写就的献给被毁灭的新生力量的悲歌。当然,小说中关于封建大家庭的衰亡过程的描写是很充分的,贾府的许多成员,按原作的构思方向,下场很惨。不过,对这些人的下场应作具体分析,因为其性质各不相同。有一些人物,如凤姐、秦可卿等,有某种程度的悲剧性,而贾赦、贾政、贾珍等人,则毫无悲剧性可言。这种人物与“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联系,也不能激起读者的悲剧性的反应。在小说的总体构造中,“怀金悼玉”是中心,封建家族的衰亡过程是作为主人公的社会历史背景来展开的。可是,周汝昌却斥骂高鹗“转移目标,改换重心”,突出宝黛悲剧,这表明,他没有真正理解前八十回原作,连“怀金悼玉”这样明确的提示也视而不见。如果按照他的设想续书,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作为中心情节展开的宝黛的爱情、人生悲剧就会或消失不见,或改变性质,原作的主要意图无法得到实现。剩下的只有他强调的贾府破败之惨,人物关系大颠倒。这种设想的封建大家族的衰亡作为《红楼梦》的中心,与前八十回的艺术构造显然是不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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