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兰 李鸿渊
贾赦,代表的是贵族阶层中贪残不仁、醉生梦死的一类蠹虫。他们既无德行,又无才干,只是靠了祖上的余荫而得官进爵,无所用心,整日只知吃喝嫖赌,强横霸道,依势凌弱。面对封建末世的社会局面,他们选择的是自我的无限度放纵,以至于成为行尸走肉。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放纵、腐朽中度过的,除了留下令人唾弃的声名外,再无其他!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蛀虫,在封建阶级的上层比比皆是,直接导致了封建社会的败亡。贾政,代表的是封建社会中食古不化的读书人,正统的士大夫,回天无术的卫道者。生于封建末世的贾政们,面对着大厦将倾的局面,很想把它扶正。然而,他们已没有那种回天的力量。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训子有方”的父亲,“治家有法”的家长,忠心为国的臣子;但结果是,儿子“忤逆”,家业零落,官场失意。他们还算比较正直,比起逃避的贾敬们、腐朽的贾赦们,还算得上是上层社会的支柱。可叹的是,他们身处封建末世复杂矛盾漩涡的中心,一切努力均是有所作为的初衷、无所作为的结局,枉费心机,终成泡影。
概言之,贾政平庸无能,贾赦荒淫无道,贾敬避世求仙。至于贾珍、贾琏、贾环、贾蓉、贾芹之辈,更是贾赦的翻版,甚或等而下之。所以冷子兴感叹地笑道:“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只有宝玉略可望成,偏偏他又走上了“背逆”之路。在此,人们不禁纳闷,堂堂一个封建豪门大贾府,为什么就出不了一个治国治家之才呢?对此有学者指出:“贾敬、贾政的炼丹吃药与心如死灰,则意味着被正统道德的标准视做社会栋梁的男性实际上也只是徒具躯壳。传统文化所能够塑造出来的最好的并且被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一再肯定的男性形象,在曹雪芹的笔下都被还原为男性的颓废。经历了漫长裹脑时代的男性,要比经历了漫长裹足时代的女性更为不堪。他们的存在说明,由于人格与灵魂的阙如,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创造性,而只有没落了的历史和虚伪的道德。”③(P101)
在曹雪芹笔下,当时社会表面是轰轰烈烈的“康乾盛世”,然而实际上,在整个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运行轨迹中,这已是回光返照的末世阶段。末世的征兆无处不显:文字狱空前之酷烈,功名、官职可以用钱粮大肆捐纳,整个官场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尽升迁”的黑白颠倒,整个社会风气是“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甲戌本第一回脂评)、“富贵则假可成真,贫贱则真亦成假”(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总录》)之类“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真假易位。贵族显宦世家的男主子大都是凭借祖荫或捐纳而得官爵,因此或庸碌无能,或自私贪婪,或残暴荒淫。而曹雪芹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时代的面临崩溃的贵族世家,亲身经历了“家亡人散各奔腾”的家族剧变,饱尝了末世人间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对荣宁贵族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是有切肤之痛的。
因而,他的幻灭之感与缅怀之情,是那样真切地渗透于他犀利的笔锋,浸淫着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正像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曹雪芹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也“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对此,一代伟人毛泽东曾经指出:“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地分裂中。”④(P228~229)同时,作者也写到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出现,但因力量太弱,因而不免暂时遭到失败。末世的特点就是这样。
二知道人评曰:“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红楼梦说梦》)透过贵族世家贾府乃至其他三大家族腐烂不堪的景象,“国”亦可知矣!因为贾府本身就是一个小的封建社会,“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起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甲戌本第一回脂评)。总之,作者把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放在《红楼梦》中贾氏大家族这个家庭背景和“康乾盛世”后期这个社会背景中,通过人物性格的展现,真实、典型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上层贵族面对末世的种种心态与命运,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康乾盛世”的外表掩盖不了封建社会走向败落的必然。正如海派学者李吉力所言:“这三位老爷,象征着烂泥化了的男人,象征着一个死去了的男人世界,象征着一部没落了的历史。”②(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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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① 《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② 李吉力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东方出版中心,1995
③ 潘知常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红楼梦》与第三进向的美学学术月刊,2005
④ 龚育之等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
──原载《南都学坛》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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